十一月的台湾山区，晨雾缭绕。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爬行，引擎吃力地吼着，排气管冒出一团一团的青烟。车窗外是层层叠叠的绿色，槟榔树、香蕉树、竹子，密密匝匝的，像一堵绿色的墙。远处有瀑布从山崖上跌落，水声隐隐约约，被发动机的声音盖住了大半。
顾小佳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放着一只旧皮箱，怀里抱着那只黄猫“阿顺”。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棉袍，头发扎起来，脸上没有化妆。她已经离开台北三天了。
三天前，李树琼把一份聘书递给她。“山区的一所小学，缺语文老师。我托人问的，待遇不高，但包吃住。”他看着她的眼睛，欲言又止。“你确定要去？台北也有学校愿意接收你。”
顾小佳接过聘书，看了一遍，点了点头。“李处长，谢谢您。我想去山里。台北太近了，我不想待在有那么多从大陆来的人的地方。”她没有说“那些人”是谁。李树琼也没有问。他点了点头。“去了就好好干。不适应再回来。”
现在，她坐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怀里抱着猫。猫晕车了，把头埋在她臂弯里，一动不动。她抚摸着它的背，轻声说：“快到了。”
车子在一座小站停下来。司机回头喊：“到了！”声音粗犷，带着浓浓的口音。顾小佳拎着皮箱，抱着猫，下了车。站台很小，只有一个候车棚和一棵老榕树，榕树的气根垂下来，像老人的胡须。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脸上带着笑。
“请问是顾老师吗？我是学校的工友，姓陈。校长让我来接你。”
她点了点头。“麻烦你了。”
陈工友帮她把皮箱扛在肩上，走在前面。山路蜿蜒，两旁种着槟榔树和香蕉树，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空气很新鲜，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一丝野花的甜香。顾小佳跟在后面，走得很慢。她已经很久没有走过山路了，腿有些发软，但心里很踏实。
学校在半山腰，三排平房，一个土操场，一面国旗在风中飘扬。教室的窗户有些玻璃破了，用纸糊着，纸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操场边种着几棵凤凰木，叶子红了，像燃烧的火。
校长姓林，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他在办公室等着，看见顾小佳，站起来握手。“顾老师，欢迎。学校条件简陋，委屈你了。”
顾小佳说:“不委屈。能教书就行。”
林校长带她参观学校。一共有六个班，一百多个学生，大部分是原住民孩子。老师只有五个，加上她六个。她教四年级语文，每周二十节课。宿舍在教室后面，一间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煤油炉。窗户对着山，能看见远处的云海。床单是新的，叠得整整齐齐。墙角放着一个搪瓷脸盆，架子上搭着一条毛巾。
她把皮箱放在床上，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放进柜子里。猫从箱子里跳出来，在屋里转了一圈，闻了闻墙角，跳上窗台，蹲在那里看外面的风景。她把课本放在桌上，铺开信纸，想给白清莲写信。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一阵一阵的，清脆，响亮，像山涧的泉水。她听了一会儿，嘴角弯了一下，把信纸收起来。
第二天上午，顾小佳第一次走进教室。教室不大，二十几张课桌，漆面斑驳，桌面刻着字。孩子们坐得整整齐齐，皮肤黝黑，眼睛很亮，好奇地看着她。有人咬着嘴唇，有人偷偷跟同桌说话，有人把脚缩到椅子
她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吱吱的声响。“我姓顾，叫顾小佳。从今天起，我教你们语文。”
孩子们齐声喊:“顾老师好！”声音响亮，在教室里回荡。窗外的麻雀被吓得扑棱棱飞起来。她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稚嫩的面孔，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暖意。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没有人知道刘文斌，没有人知道方青山。她只是顾老师。
她翻开课本，开始讲第一课。她讲得很慢，怕孩子们听不懂。孩子们听得很认真，有人举手提问，有人低头记笔记。她看见一个女孩在本子上画了一只猫，和她养的阿顺很像——圆圆的脑袋，竖着的耳朵，弯弯的尾巴。她没有批评她，只是笑了笑。
下课的时候，一个男孩跑上讲台，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桌上。糖纸是彩色的，已经皱巴巴了，被汗浸得有些发软。“顾老师，给你吃。”
顾小佳愣了一下，拿起糖，剥开，放进嘴里。很甜。甜得她眼眶忽然有些发热。她蹲下来，摸了摸男孩的头。“谢谢你。”
男孩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转身跑了。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脚步声哒哒哒的，像小马驹。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顾小佳每天早起，生煤油炉，煮一锅粥，配一碟咸菜。粥是稀的，咸菜切得很粗，但她吃得很香。吃完早饭，去教室上课。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一荤一素一汤，米饭管够。下午放学后，在宿舍里批改作业，备课。煤油灯的光跳动着，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
生活清苦，但平静。没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孩子们叫她“顾老师”，家长们见了她也点头微笑。她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