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站长，如果昆明也守不住了，我怎么办？”
沈墨沉默了很久。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很低。
“到时候，你自己决定。”
白清萍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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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招待所，白清萍开始联系旧部。她打了几通电话，发了几封电报。有的能打通，有的打不通；有的能接到，有的接不到。她不在乎。她只是告诉他们:我要去昆明。愿意跟我走的，来。
三天之内，有十几个人报了名。有从北平带出来的行动队员，有训练班的学员，有情报科的核心人员。他们有的在重庆，有的在成都，有的在广州。他们收到消息后，都回了一个字:“好。”白清萍看着那些回电，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些人跟着她，从北平到青岛，从青岛到南京，从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重庆。现在，又要跟她去昆明。他们信任她，把命交给她。她不能让他们失望。
她把名单整理好，交给沈墨。沈墨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尽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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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一个人坐在床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拿起那本《飘》，翻到斯嘉丽站在塔拉的红土地上发誓的那一页。
“上帝为我作证，他们休想让我屈服。我一定会渡过难关。我不会再挨饿了。”
她合上书，把它放在枕头旁边。她想起沈墨说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她不信。但除了信，她还能怎么办？等死？她不能死。她还要活着，带着那些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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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白清萍换上便服去街上走了走。重庆的街道弯弯曲曲的，上坡下坎，走得很累。街上的人很多，有挑担子的，有拉板车的，有卖菜的。穿着破旧的衣服，脸上有疲惫，有茫然。她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她知道，他们和她一样，都在想办法活着。
她走到一家书店门口，停下来。橱窗里摆着几本书，有新有旧。她看了很久，没有进去。她不需要书了。她已经有了一本，够她读一辈子了。
她转身，往回走。走到招待所门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停下来，那个人也停下来。是李黑子。
“白副站长。”李黑子走过来，脸上带着笑。“我听说您要去昆明。算我一个。”
白清萍看着他，看了很久。“你确定？”
“确定。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李黑子的声音很低。“赵站长去了台北，听说刚下飞机就被带走了，我只能跟着您.....您别嫌弃我......”
白清萍点了点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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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夜，白清萍给李斌写了一封信。她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成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但她要写。写了，也许有一天他能看到。
“李叔叔：我在重庆，被沈墨留下来了。明天去昆明。您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您也要保重。等局势稳定了，我去看您。清萍。”
她写完了，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李斌收”，地址没有写“成都”，而直接写了胡宗南兵团司令部。她把信交给招待所的服务员。“帮我寄出去。”服务员接过去，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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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窗前，看着重庆的夜景。山城的灯火星星点点，像散落在黑暗中的碎金子。她想起西安的城墙，想起北平的槐树，想起延安的窑洞。那些地方，她都回不去了。她只能往前走。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那份名单。愿意跟她去昆明的人，都在这上面。她一个一个地念他们的名字，像是念一道护身符。她念完了，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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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沈墨来送她。
“清萍，到了昆明，好好干。”沈墨伸出手。
白清萍握住他的手。“沈站长，保重。”
沈墨点了点头。“你也是。希望我们还能再见。”
白清萍上了车。皮箱放在脚边。车子发动了，驶出巷子。她没有回头。她知道沈墨站在门口看她。她知道他的眼神里有不舍，有无奈，也许还有一点羡慕。他要去昆明，他还要在重庆守着。也许他们会再见面，也许不会。她不知道。
车子拐过了弯。
她打开皮箱，看了一眼那本《飘》。书页已经不那么皱了，但还有些卷边。她把它拿出来，翻开第一页。她轻声念着斯嘉丽的话。“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她合上书，把它抱在怀里。车子往机场开去。她要去昆明。她对自己说，她要活着。
她闭上眼睛。愿明天，真的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