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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四十多岁，脸瘦长，颧骨高，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的身后跟着几个便衣，个个表情严肃。白清萍认出了他——沈墨。自己的老熟人，现在是保密局西南站站长。他走到她面前，伸出手。
“白副组长，我们又见面了。”
白清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瘦，骨节突出，但握得很紧。“沈站长。”
沈墨看了一眼杨森的飞机，又看了看白清萍。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愤怒，是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
“白副组长，毛局长的命令：所有从西安撤出的保密局人员，一律先到重庆报到，不得擅自去香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她。“你可以看看。”
白清萍接过来，扫了一眼。毛人凤的签名，鲜红的印章。沈墨把那张命令递给她的时候，手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敲了一下，像是在说：别争了，争不过的。
她早该想到的。她以为可以自由，但没有人能自由。她以为李斌的面子能保她，但杨森根本不买账。她以为保密局的招牌能当护身符，但在这里，军阀才是天。
“白副站长，你在北平的事迹我听说了。毛局长很赏识你。”沈墨指了指身后的车。“西南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白清萍看着那架飞机。舷梯已经收起来了，舱门关上了，发动机开始轰鸣。她看见那些太太们坐在舷窗边，有的朝她挥手，有的低下头不敢看。杨森的家属坐在最前面，那个穿旗袍的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没有愧疚，只有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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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把她带到一辆黑色轿车旁边，拉开车门。“白副组长，请。”
白清萍弯腰坐进去。那个皮箱被便衣拎着放在后座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听见飞机起飞的声音。她透过车窗，看见那架飞机正在爬升。机翼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云层里。她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那上面有她的自由。她被留下来了。
沈墨坐在她旁边，脸上没有表情。
“白副组长，李将军给你安排的去香港的路，我知道。”他的声音很低。“但你要明白，现在不是个人想走就能走的时候。杨森要飞机，谁都拦不住。毛局长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白清萍没有看他。“我没有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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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在重庆保密局招待所门口停下来。一栋灰色的三层小楼，门口有卫兵站岗，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白清萍拎着皮箱走进大门，走廊里很安静，日光灯管一闪一闪的。沈墨领着她上了二楼，推开一扇门。
“白副组长，这是你的房间。先休息。明天我再找你谈。”
白清萍走进去。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窗户朝北，能看见院子里一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她把皮箱放在床上，打开，把那些散乱的东西重新整理好。衣服叠好，美元和金条用布包好，日记本和《飘》并排放在枕头旁边。
她坐在床边，脱下鞋，把脚缩到床上。她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她想起李斌。他现在在西安，也许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撤往成都。他还在等她到香港后给他打电话呢。她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等到。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西安的号码。占线。再拨，还是占线。她放下听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她铺开一张电报纸，提起笔，写下几个字：“未能成行，现滞渝。”她写完了，看着那几个字，觉得它们很冰凉。她把电报纸递给招待所的服务员。“发到西安。”
服务员接过去，点了点头。白清萍等了一天，没有回电。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也许是没收到，也许李斌已经离开了西安。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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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一个人坐在床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拿起那本《飘》，翻开。书页已经不皱了，但还有些卷边。她读着斯嘉丽站在塔拉的红土地上发誓的那一段。
“上帝为我作证，他们休想让我屈服。我一定会渡过难关。我不会再挨饿了。”
她合上书，把它放在枕头旁边。
她想起杨森，想起他从她身边走过的样子。那个人，连多看她一眼都不愿意。他有权有势，有枪有兵，想抢飞机就抢飞机，想赶人就赶人。她呢？她什么都不是。没有兵，没有权，连李斌的面子都保不住她。她只能被赶下来，蹲在地上捡散落的书本。
她想起沈墨，想起他给她的那张命令。毛人凤的签名，鲜红的印章。她忽然明白，在杨森面前，毛人凤也得低头。她算什么？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被别人踢来踢去的球。
她躺下来，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看着那道裂缝，想起李斌，想起他在西安给她盛汤的样子。她忽然觉得，这辈子可能见不到他了。不是因为他会死，是因为她离他越来越远了。
她在心里默默说：李叔叔，对不起。我没能去成香港。我会活着的。您也要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