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答应你。”
白清萍站起来。她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她没有回头。
“李叔叔，您替我跟树琼说一声，我很好。”
李斌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你自己跟他说。等你到了香港，给他写信。”
白清萍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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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里很安静，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响。她走下楼梯，走出小楼。阳光照在她脸上，有些刺眼。她眯起眼睛，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风沙打在脸上，有些疼。她用围巾裹住头，快步往宿舍走。
她想起李斌刚才说的话。“你是个聪明孩子。”她不是聪明，她只是不想死。她想起白清莲。清莲在台北，有树琼，有孩子，有婆婆。她有一个完整的家。而她——她什么都没有。她在这世上孤身一人。不对，她有李斌——但不是她的公公。她忽然很羡慕清莲，能有这样一位公公。他会在关键时刻给她找退路，会在危险来临时让她先走。
她回到宿舍，关上门，在床边坐下来。她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悲伤——他可能真的会选择自杀。不是为了党国，是为了在台湾的家人。如果他战死或被俘，家人会被牵连。如果他自杀，也许总裁会看在“忠烈”的份上，善待他的家人。那是他最后能给他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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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收拾行李。行李不多，一只皮箱，一个布包。皮箱是从北平带出来的，棕色的，边角磨得发亮。她打开皮箱，把叠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放进去。她拿起那本《飘》，翻了几页，斯嘉丽站在塔拉的红土地上，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她把书放进去。她拿起日记本，翻开，看了一眼昨晚写下的那行字:“四月三十日，晴。李叔叔说，也许要撤了。不知道去哪里。”她把日记本放进去，锁上皮箱。
她坐在桌前，铺开信纸。她想给李树琼写信，但不知道该写什么。说“我要去香港了”？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说“我想你”？她提起笔，想了很久，写下几行字：“树琼：我要走了。去香港。也许以后还能再见，也许不能。你要照顾好清莲和孩子。还有，替我谢谢你父亲。”
她写完了，看着信纸，那几个字歪歪扭扭的。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下“李树琼收”，没有地址。她知道这封信寄不出去，但她还是写了。她把它放进皮箱，压在日记本
夜深了。白清萍回到自己的宿舍，坐在床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拿出那本《飘》，翻到最后一页。斯嘉丽站在塔拉的红土地上，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她合上书，把它放在枕头旁边。
她躺下来，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看着那道裂缝，想起李斌。想起他的白发，想起他的皱纹，想起他给她盛汤的样子。他本可以是她的公公。如果她没有去延安，如果她没有潜伏，如果她没有回来。但那些都是如果。现在，她是他儿子的前未婚妻，是他儿媳的堂姐。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他想要保护的一个晚辈。
她闭上眼睛。明天，她要去香港。然后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活着。活着，才有机会。活着，才能见到她想见的人。
她翻过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她伸出手，摸着冰冷的墙壁。一下一下的。
她在心里说：李叔叔，您一定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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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白清萍就醒了。她坐起来，拉开窗帘。窗外灰蒙蒙的，太阳还没出来。她穿上衣服，洗漱完毕，拎着皮箱走出宿舍。
李斌的副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白副组长，车来了。”
白清萍上了车。车子发动，驶出巷子。她看着窗外那些灰扑扑的房子、弯弯曲曲的街道、光秃秃的树。她在西安待了两个月，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座古城就要走了。
车子在机场停下来。停机坪上停着一架C-46运输机，发动机已经预热了。白清萍拎着皮箱，走上舷梯。她站在舱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李斌站在舷梯白了，在晨光里泛着银白色的光。
他朝她挥了挥手。
白清萍的眼眶红了。她朝他点了点头。
“李叔叔，保重。”
她没有说出声。但她知道，他看见了。
她转身走进机舱。舱门关上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她坐在舷窗边，看着舷窗外的李斌越来越小，越来越远。飞机滑行，起飞。西安的城墙在机翼下缓缓后退。她没有回头，只是一直看着那座古城，看着它变成一个小小的点，消失在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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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云层上面飞，舷窗外一片白茫茫的。白清萍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在心里说：李叔叔，您一定要活着。等我到了香港，我会给您打电话。还有，谢谢您。
飞机往南飞。西安越来越远。她没有回头。
她在心里对着远方说：永别了，也许是永别。如果真是这样，我会记住您的。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照进舷窗，刺得她睁不开眼。她用手挡住光。她擦掉眼角的泪。她深吸一口气。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她对自己说。她在云层上继续前行，前往那个也许是她最终归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