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4月24日
地点：西安李斌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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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西安的天还是灰蒙蒙的。
白清萍站在窗前，看着城墙上的旗子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还在，但风一吹就耷拉着，像打蔫的茄子。她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身，把窗帘拉上了。
李斌的副官来敲门。“白副组长，李将军请您过去一趟。”
白清萍换了件干净的衣服，跟着副官走出宿舍楼。西安的风沙很大，她用围巾裹住了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司令部的院子不大，几排灰砖平房，墙根堆着沙袋，路口停着几辆卡车，车斗里坐着士兵，枪抱在怀里，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发呆。白清萍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人看她。
李斌的办公室在最后一排平房的尽头。门口站着卫兵，看见白清萍，敬了个礼，推开了门。白清萍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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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地图。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地方——成都。他的头发全白了，在日光灯下泛着银白色的光。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颧骨更高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清萍，坐。”李斌的声音有些沙哑。
白清萍在椅子上坐下来。她的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看着李斌的脸，等着他开口。
李斌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阳光里飘散，灰蒙蒙的。
“你还好吗？”
白清萍看着他。“还好。只是觉得，这一切太快了。”她顿了顿。“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西安。我还没来得及站稳，又要走了。”
李斌没有说话。他把烟夹在指间，看着烟雾往上飘。然后他把烟按灭，把地图推过来。
“胡长官的意思是，撤往成都。西南也许能守一阵。”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从西安到成都，从成都到西昌。“总裁说了，西南是最后的根据地。”
白清萍看着那些红蓝铅笔的标记，密密麻麻的。她沉默了一会儿。
“守不住呢？”
李斌看着她。“那就去台湾。”
白清萍的心里跳了一下。台湾。台北。李树琼在那里。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树琼在台北，我去台湾，可以见到他？”
李斌看着她，目光复杂。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停了。
“你可以选择。”他的声音很低。
白清萍抬起头。“我选择活着。活着，就有机会。”
李斌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把地图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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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站起来，走到窗边。他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白清萍眯起了眼睛。他站在窗前，背对着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胡长官说，他能守半年。”他的声音有些闷。“半年以后，也许总裁会派飞机来接我们。”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知道“也许”是什么意思。也许来，也许不来。也许守得住，也许守不住。
“清萍，你后悔吗？”李斌忽然问，没有回头。“后悔跟着我东奔西跑？”
白清萍沉默了一会儿。“不后悔。跟着您，至少还能活着。留在南京，也许早就被抓住了。”
白清萍想起在延安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对话。那时候她和李树琼坐在窑洞外面，月亮挂在山头上。她说:“等仗打完了，我们就结婚。”他说:“好。”仗没打完，他们也没结婚。她跟着父亲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西安。他跟着树琼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台北。两个人越走越远。
“李叔叔。”
李斌抬起头。
“如果有一天，共产党打到了成都，我们还能跑吗？”
李斌沉默了很久。他放下茶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能跑就跑。跑不了，就投降。”他的声音很低。“我看过共产党的政策，虽然你跟其他人不同，但想来保住条命还是有可能的。”
白清萍的喉咙发紧。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
“您呢？您会投降吗？”
李斌看着她，目光里有东西在闪。不是愤怒，不是无奈，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是认命的表情。
“我是军人。军人只有两条路——打赢，或者打输。打赢了，活着。打输了，死。”他顿了顿。“我不会投降。更何况，你婶子、树琼清莲平北都在台北，我投降就是害了他们......”
白清萍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但没有流下来。她深吸一口气，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