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內务人民委员会总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凌晨三时。
行动是在深夜开始的。
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德勒斯登、莱比锡等城市同时动手。
台尔曼的指令从內务委员会那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发出，通过加密电话线，在不到半个小时內传达到了每一个分局、每一个行动小组。
名单上的名字已经从十几人增加到了四十七人。
其中二十九人被列为“主要对象”——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不仅在私下串联，而且已经开始向外散发传单、串联其他知识分子、甚至与国外势力有所接触。
另外十八人是“从犯”——在政府部门或文化机构中为这些人提供掩护、提供信息、提供资金渠道的內应。
四十七个人，在凌晨三时到五时之间，被分別从自己的住所中带走。
柏林大学法学院的讲师赫尔曼贝克尔也在名单上。
儘管他已经按照院长的要求写了书面检查，但在那封检查交上去之后，內务部又掌握了新的情况，
他在写检查的同时，通过一个中间人向《人民的声音》油印小报提供了关於“威廉二世健康状况”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的来源不是公开渠道，而是他从大学档案室违规调取的机密文件。
一份检查掩盖不了两份罪。
他被带走的时候，穿著睡衣，眼镜没有来得及戴，赤著脚站在走廊里，看著两个穿大衣的男人在他的公寓里翻找文件。
《人民的声音》油印小报的编者是一个叫库尔特迈纳的年轻人，三十二岁，柏林大学德语文学博士，毕业后没有找到固定工作，靠给几家小报写稿为生。
他不是共產党，也不是什么激进分子，他只是一个觉得自己被时代遗忘的、满腹牢骚的、找不到出口的人。
他在夏洛滕堡的一间地下室里编印了那份小报，三百份，用一台半旧的油印机，蜡纸是手刻的，插图是他自己画的。
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勇敢”的事，以为那些“读者来信”会像种子一样在知识分子中生根发芽，以为总有一天韦格纳会看到他的努力，会把他请进人民委员会，问他一句：
“迈纳先生，你觉得德国应该走向何方”
他等来的不是韦格纳，是內务部的同志们。
他的地下室里堆满了油印工具和传单底稿，证据確凿，无从抵赖。
十月十三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会议室。
中央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在上午召开。参加的人不多——韦格纳、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以及几个相关部门负责人。
韦格纳坐在主位，面前的是台尔曼提交的行动报告。
“四十七人，全部抓获。
其中二十三人对散布反动言论、串联意图干扰中央决策的行为供认不讳；
十一人承认部分事实，但对『串联』和『干扰决策』的定性有异议；
十三人拒绝认罪，声称自己只是在『正常表达学术观点』。”
韦格纳合上报告，看著台尔曼。
“你辛苦了。”
台尔曼的大鬍子微微动了一下，算是回应。
“同志们，”韦格纳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对这批人的处理意见，我考虑过了。你们听听，有什么不同意见。”
“第一，定性。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学术討论者』，不是『不同意见者』，更不是『受害者』。
他们的行为，是在中央已经明確处理原则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试图以舆论压力干扰司法决策。
这不是学术自由，这是政治对抗。”
“第二，分类处理。四十七个人，不能一刀切。要根据他们的身份、行为、认罪態度，分別处置。”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一类——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
这批人，下放劳改。把他们送到农村、矿山、林场去，和工农一起劳动。
劳动期间，保留公民身份，但限制人身自由，不得离开劳改地点。劳动期限根据表现確定，最短一年，最长五年。”
“二类——在政府和文化机构中为这些人打掩护、提供便利的內应。
这批人的行为比甲类更恶劣，因为他们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位和信任来对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处理是——开除现有职务，调往三线或边远艰苦地区的基层岗位，降级使用，不得担任任何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