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在替你自己求情。”院长打断了他。“你在试探。试探政府会不会因为你说了这些话而惩罚你。
如果政府不惩罚你，你就贏了；如果惩罚你，你就成了『被压迫的学术良心』。
不管输贏，你都不亏。但你没有想过——你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那些在战壕里失去了生命的人的感受呢”
贝克尔沉默了。
院长从桌上拿起那份公函，放回抽屉里。
“贝克尔，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写一份书面检查，承认你的文章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教研室的会议上公开宣读。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继续教书，没有人会记你的黑帐。”
“第二，不写检查，坚持你的『学术观点』。
那我只能把你的材料上报教育部。教育部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教职可能保不住了。”
贝克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写。”他的声音很低。“我写检查。”
院长点了一下头。
“好。明天上午之前交到我办公室。”
贝克尔转过身，走向门口。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院长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
“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政府真的决定对威廉二世进行公开审判，您觉得，我应该以什么態度来看待这场审判”
院长沉默了片刻。
“贝克尔，你应该用受害者的家属走进法庭时的那种態度来看待这场审判。
不是用旁观者的態度，不是用学者的態度。
是当事人的態度。因为你的父辈们的態度——他们都在那场战爭中当过兵。
他们是不是受害者他们有没有资格要求公正你有没有替他们想过”
贝克尔听到这话，明显顿了一下，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院长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著那扇关上的门。他嘆了口气，摘下眼镜，用那块麂皮绒布又擦了一遍。
他知道，贝克尔的检查交上来之后，这件事不算完。
那些没有在报纸上署名、没有在大学里任职、藏在暗处的人，才是真正的麻烦。
十月十日，柏林，內务人民委员会总部。
台尔曼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上摊著一份名单。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旁边都標註著详细的个人信息——年龄、职业、住址、政治面貌、以及“近期言论摘要”。
名单上的名字不多，只有十几个。
但台尔曼知道，这十几个人的背后，站著几十个、上百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这些人分布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每一个有大学、有出版社、有文化沙龙的城市。
他们不是组织，没有章程，没有纲领，没有固定的联络方式。
但他们有一种默契，一种不需要语言的、通过文章、谈话、信件传递的默契。
这种默契比任何组织都更难对付。因为组织有头目，有文件，有据点；你可以打掉头目，缴获文件，端掉据点。
但这种默契是打不掉的。它像空气，无处不在，没有形状，没有重量，但你一呼吸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台尔曼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