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去向由组织部门另行確定。”
“三类——被裹挟、被煽动的一般参与者，认罪態度较好，愿意悔改的。
这批人从轻处理，在单位內部进行批评教育，记过处分，暂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需要定期向组织匯报思想动態，接受监督。”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施密特率先开口。
“主席同志，一类的处理方案中，『下放劳改』的执行標准需要进一步明確。
是集中关押，还是分散安置是强制劳动，还是与工农同工同酬
这些细节如果不明確，基层执行起来会出问题。”
韦格纳点了一下头。
“施密特同志，你组织司法部和內务部的同志，在三天之內拿出一个实施细则。
原则是——劳改不是惩罚，是改造。不是把这些人关起来不让他们说话，是让他们在劳动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民，认识这个国家。
如果他们能在劳动中真正转变思想，提前解除劳改也不是不可以。”
克朗茨等韦格纳说完之后，才开口。
“韦格纳同志，我只有一个问题。
这批人里面，有没有人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如果有，应该另案处理，不能和普通的『串联』混在一起。”
韦格纳看著台尔曼。台尔曼翻开报告，翻到第二页。
“有四个人涉及泄露內部文件。
其中柏林大学法学院的讲师赫尔曼贝克尔，违规打听並伙同组织內的干部调取了关於威廉二世健康状况的机密文件，並转交给了《人民的声音》的编者。
这份文件虽然没有標註『绝密』，但按照內部管理规定，属於『限內部使用』的级別。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串联』的范畴。”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
“贝克尔另案处理。由司法部门按法律程序起诉。其他人，按我刚才说的三分类执行。”
韦格纳知道，处理这批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让那些还在观望、还在犹豫、还在心里嘀咕“我能不能也写一篇”的人看清楚——这个国家，不是用笔桿子来领导的。
笔桿子可以写文章，可以写诗，可以写小说，可以写任何东西。
但笔桿子不能指挥枪桿子，不能指挥政权，不能指挥人民。笔桿子是指尖，不是大脑。
十月十五日，《红旗报》第三版。
在“处理了一批”的同时，中央也“表扬了一批”。
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中央。
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分子——那些真正在教书育人、在传播知识、在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是拥护党的。
他们没有写文章，没有发传单，没有串联。他们每天按时上班，认真备课，耐心解答学生的问题。
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但他们却是这个国家文化阵地的基石。
《红旗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通讯，题目是《他们是人民的教师》。文章报导了十位来自不同城市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跡——有在农村小学任教三十年的老教师，有在工厂夜校为工人扫盲的青年讲师，有在出版社兢兢业业编了几十年教科书的编辑。
文章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没有提及任何“处理”的字眼，只是用朴素的、白描的语言，讲述了这十个人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知识分子不是天生的贵族，不是天生的领袖，不是天生的反对派。
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
当他们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国家的栋樑；
当他们脱离了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根的浮萍。
德国的未来，不属於那些躲起来发牢骚的人，属於那些站在讲台上、站在田野上、站在工厂里、和人民一起流汗的人。”
这篇文章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响比之前的任何一篇评论员文章都更强烈。
不是因为它的批判力度更大——它几乎没有批判。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你不是没有出路，只是你走错了路。停下来，转个身，朝人民的方向走，前面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