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
“那您应该记得二十年前的唐人街。一个小男孩，华裔混血，母亲是——”
“先生。”掌柜的打断他，抬起头，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看着奎因，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说了，不认识。你要是买药材，我卖给你。不买，请便。”
奎因没有走。他站在原地，看着掌柜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愤怒，不是警惕，是一种彻底的空白。像一扇关上的门，门缝里连光都透不出来。
“打扰了。”奎因说。
他转身走出了药材铺。
阳光照在宰也街上，街面不宽，两边的店铺招牌伸出来，把天空切成一条窄窄的蓝带子。奎因站在街边，把卷在手里的报纸展开又卷上。药材铺旁边是一家瓷器店，再旁边是一家熟食摊，再旁边是一家洗衣房。
他走进了瓷器店。同样的名片，同样的话。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擦拭一只青花碗。她听完奎因的话，把碗放下来，用抹布擦了擦手。
“不认识。”
“这条街上有没有可能认识他的人？年纪大一点的，在这里住得久的——”
“这条街上的人，都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女人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焊在地上的，“先生，你是记者，你要写报道。但我们这里的人，没什么可说的。唐人街住着几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二十年前的事，谁记得住？”
奎因看着她。女人的目光没有躲闪，也没有敌意。她只是看着他，像看着一个走错门的人。
“谢谢。”奎因说。
他走出瓷器店，又走进了熟食摊。熟食摊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围着一条油渍渍的围裙，正把一只烧鸭挂上钩子。他看了一眼奎因的名片，手没停。
“不认识。”
“您在这条街上——”
“二十年。”老板说，“没见过你说的那个人。听都没听过。”
奎因把名片收回口袋。
他没有再问。他站在熟食摊前面，看着老板把烧鸭一只一只挂好，动作熟练得像做了无数次。
老板始终没有看他第二眼。
奎因沿着宰也街往前走。
洗衣房、杂货铺、茶叶店。他一家一家地走进去，一家一家地递名片，一家一家地听同一句话。
不认识。
没见过。
不知道。
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
那种空白，不是一个人能装出来的，是一整条街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方式，对他关上了门。
奎因在宰也街的尽头站住，回头看了一眼这条街。
午后的阳光照在那些店铺的招牌上，药材铺、瓷器店、熟食摊、洗衣房，每一家店的门都开着，每一家店都有人进进出出。
一个白发老人坐在瓷器店门口的矮凳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着。他的目光从奎因身上掠过，像掠过一根电线杆，没有任何停留。
奎因转过身，沿着来路往回走。他没有再进任何一家店。
他走之后，宰也街上的那些店铺，没有一家关门，没有一家有人跑出去报信。他们只是继续做自己的事——称药材、擦瓷器、挂烧鸭、洗衣服。但在奎因走过的那二十分钟里，宰也街上的电话线里，至少有五通电话在同时传递着同一句话。
“那个记者又来了。去了药材铺。去了瓷器店。去了熟食摊。”
“说了什么？”
“换了个身份，说是要写报道，正面宣传。”
“怎么回的？”
“不认识。”
“知道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李长安之前被FBI调查，所以给唐人街的人说过不要透露其任何消息，没想到这时候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