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常清在春明门外等了半个时辰。
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查得严。城门洞里排着长长的队伍，商队的骆驼、赶脚的骡马、推车的农夫、牵着孩子的妇人，挤在一起，在十一月阴冷的风里缩着脖子。城门校尉带着十几个士兵，逐人盘查，连商队的驮囊都要掀开看。
封常清上一次从这里进城，是四年前。那时候春明门大敞着，守城的士兵靠在墙根晒太阳，连看都不看行人一眼。一个胡商牵着一匹骆驼从他身边走过去，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铜铃叮叮当当响了一路，没有人拦住问一句。
现在铜铃不响了。不是没有人带铜铃，是不敢。城门口太安静了，安静得连咳嗽声都显得刺耳。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连孩子都被大人捂住嘴，不让他们发出声音。
轮到封常清的时候，他翻身下马。左腿落地的时候膝盖发出一声轻响——不是疼，是僵。六十六天的路，六十六天没好好歇过，膝盖里的骨头像是生了锈，每动一下都咯吱咯吱的。
校尉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的拐杖。
“符牒。”
封常清从袖子里掏出那份诏书。校尉接过去，没有打开，先翻过来看了看封口处的印章。印泥已经干了，颜色暗沉，但他看得很仔细，拇指在印章上摩挲了一下，像是在确认那不是伪造的。
封常清看着他摩挲印章的动作。那双手不像是守城门的。手指粗短，指节突出，虎口有厚茧——那是长期握刀柄磨出来的。
“从安西来的？”校尉问。
“是。”
“走了多久？”
“六十六天。”
校尉把诏书还给他，没有再问。他的目光从封常清的拐杖移到他的脸上，停了一下，然后侧身让开了。
封常清把诏书塞回袖子，翻身上马。左腿跨过马鞍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声。这次比刚才更响，旁边一个牵着孩子的妇人听见了，低下头看了看他的腿，又飞快地把目光移开了。
他夹了一下马腹，进了城。
康摩质牵着驮马跟在后面，经过校尉身边的时候，听见他小声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安西节度使。”旁边的人“哦”了一声，没有下文。
春明门内是东市。
封常清上一次来，东市的空气是混浊的——香料、烤肉、马粪、汗水、胭脂、药材、皮革，几十种气味搅在一起，浓得化不开。那种气味不是臭，是“满”。满到你觉得这座城市是活的，在呼吸，在出汗，在拼命地活着。
现在的空气是另一种气味。
他勒住马，停在街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炭烟。大量的炭烟。不是炊烟，是取暖用的木炭烧出来的烟，呛人，干涩，像有人在他的喉咙里塞了一把沙子。混在炭烟里的，是一股若有若无的酸腐味——烂菜叶、馊水、发了霉的麻袋。这些气味以前也有，但被更浓的香料和烤肉味盖住了。现在香料和烤肉的气味淡了，它们就浮了上来，像水底的淤泥被搅起来，再也沉不下去。
封常清在马背上坐了一会儿，让那些气味进入他的鼻腔、喉咙、肺。他在西域待了二十年，习惯了干燥的、带着沙子和雪水味道的空气。长安的空气是湿的、沉的，吸进去像喝了一口凉水，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康摩质从后面跟上来，也吸了吸鼻子。
“阿郎，什么味儿？”
“长安味儿。”封常清说。
他没有解释。
他继续往前走。拐杖挂在马鞍上，一晃一晃的。街上的人不多，但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会看他一眼。不是恶意的看，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看——看他的拐杖，看他的旧袍子，看他脸上的风沙痕迹。那些目光落在他身上，像雨滴打在石板上，不疼，但密密麻麻的，让人不舒服。
他把披风裹紧了一些，遮住了拐杖。
不是怕被人看。是不想解释。
从东市到崇仁坊，要经过十字街。
四年前，十字街是长安最吵的地方。车马的铃铛、商贩的叫卖、胡人的吆喝、孩子的哭闹、驴子的嘶鸣，几十种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粥。你站在街边，耳朵里全是声音，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嗡嗡地响。
现在十字街很安静。
安静得不正常。
封常清勒住马，听了一会儿。
钟声。远处大明宫的钟声，沉沉的，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用锤子敲地。脚步声。几队穿着黑衣的差役从街角走过去，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整齐的、沉闷的声响，啪，啪，啪，像一个人的脚步声被复制了几十遍。风声。十一月的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店铺门口的竹帘哗啦啦地响。
没有叫卖声。没有讨价还价声。没有孩子的笑声。
封常清记得四年前，十字街的拐角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嗓门大得像打雷，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他喊：“冰糖葫芦——又甜又脆——”。他的声音压在所有的声音上面，像一个统领，指挥着这条街的喧嚣。
现在那个角落空了。只有一根光秃秃的竹竿插在地上，上面挂着一串已经干瘪了的糖葫芦，山楂变成了暗红色，糖衣发白，像一层霉。
封常清看了那根竹竿一眼，然后移开了目光。
他继续往前走。
拐杖从马鞍上滑了一下，他伸手接住，重新挂好。他的手碰到拐杖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拐杖的握把被他磨了二十年，木头表面有一道深深的凹痕，刚好贴住他的手掌。那是他的手形，是他在西域二十年留下的痕迹。
他忽然想到，长安没有这样的拐杖。长安的拐杖是竹子做的，轻巧，光滑，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根玉簪。没有人会把一根拐杖用二十年，磨出深深的凹痕。在长安，拐杖是临时用的，腿好了就扔了。
他的腿不会好。
这根拐杖会一直跟着他。
崇仁坊在东市的北边。
封常清上一次来长安，住的就是这里。他记得这条巷子——不宽，两辆马车勉强能错开；不长，从巷口到巷尾不到两百步。巷子两边的院墙不高，能看见院子里种的槐树和枣树。那时候正是春天，槐花开得满树都是，香气浓得熏人。
现在是冬天。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的手指，在灰白色的天空中伸着。没有花香，只有墙根下积存的落叶散发出的潮湿的、腐烂的气味。
他找到了那家客栈。
客栈还在。门脸比他记忆中旧了很多。门板上的红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平安客栈”四个字只剩下“平”和“店”还能认出来。
他翻身下马。
左腿落地的时候，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像一根干柴被折断。康摩质从后面跑过来扶他，他推开了。
他拄着拐杖，走到客栈门口。门口有三级台阶。三级不高，但每级的宽度不一样——第一级窄，第二级宽，第三级又窄。这是长安常见的老式台阶，年头久了，被人踩得变了形。
他上了第一级。拐杖戳在石面上，笃。上了第二级。笃。第三级。笃。
他站在门口，喘了一口气。
不是累。是这三步让他意识到一件事：在西域，他很少上台阶。安西都护府的正堂没有台阶——不是没有，是做了缓坡，为了方便马匹进出。北庭的判官厅也没有台阶——封常清让人拆了，改成了缓坡。他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改，但所有人都知道。
康摩质站在他身后，手里牵着驮马，没有跟上来。
封常清推开客栈的门。
门轴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像一只老鼠被踩住了尾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巷子里传得很远。
柜台后面的掌柜抬起头来。五十来岁，瘦，脸很长，下巴上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袍，袖口磨得发白。他的眼神很平，平得像一碗放凉了的水，看不出欢迎，也看不出不欢迎。
“客官，住店？”
“住。”
“几间？”
“两间。”
“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