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摩质接过密令，揣进怀里，跑了。
赵承恩被安顿在都护府的客舍里。封常清让康摩质去陪他喝茶聊天，自己一个人留在正堂，处理最后一批积压的公文。
天已经黑了。雨还在下，不大不小，淅淅沥沥的，像有人在屋顶上不停地撒豆子。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封常清的眼睛盯着公文上的蝇头小楷，眼眶
康摩质从客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细长的木匣子。
“阿郎，赵少监带来的。说是朝廷的驿报，路上积压了好几个月的，一并带过来了。”
封常清抬起头，看了那木匣一眼。
“拿来。”
康摩质把木匣放在案上，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十几份驿报，都是朝廷抄送给各边镇的“中外时事”，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秋天的，一应俱全。
封常清一份一份地看。
第一份，去年十一月：安禄山献马三千匹，玄宗大喜，赐安禄山铁券，许“恕九死”。
封常清的手指在“恕九死”三个字上停了一下。他把那份驿报放在左边，继续看第二份。
第二份，今年正月：杨国忠与安禄山在朝堂上互相攻讦，玄宗不置可否，笑称“尔等皆朕股肱”。
封常清把这份也放在左边。
第三份，今年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许之。
第四份，今年三月：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玄宗怒，斥其“离间君臣”。
第五份，今年四月：安禄山献俘虏八千、驼马无数，玄宗授其“东平郡王”。
封常清看到“东平郡王”四个字的时候，手停了。
他放下那份驿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安禄山已经是东平郡王了。本朝异姓封王，屈指可数。郭子仪后来封了，但那是平乱之后的事。安禄山在叛乱之前就封了王，这说明什么？说明玄宗已经把他当成了不是臣子的人——不是臣子，是什么？
封常清睁开眼，继续看。
第六份，今年五月：安禄山筑雄武城，储兵甲、粮草，以备“防患”。
第七份，今年六月：杨国忠奏削安禄山兵权，未果。玄宗遣使往范阳，安禄山托病不见。
第八份，今年七月：河北道大旱，颗粒无收。安禄山不赈灾，依旧征兵、买马、囤粮。
封常清把最后一份驿报看完，放在案上，沉默了很久。
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他微微倾斜的影子。那影子歪歪斜斜的，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根扎得很深，风再大也吹不倒。
他伸手去摸腰间。那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在安西，他腰间挂着铜鱼符，那是节度使的权力象征，调兵、发令、开仓，没有它不行。摸到了，心里就踏实了。
但他的手指触到的不是铜鱼符。是一块玉牌。入宫的玉牌，冰凉，光滑，没有一点分量。
他的手停住了。
西域的风沙磨粗了他的手指，那些手指按在玉牌上，能感觉到玉的纹理——温润的、细腻的、没有一丝瑕疵的纹理。那是长安匠人用几个月的时间打磨出来的，用最好的和田玉，刻着最精细的云纹，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他把玉牌从腰间解下来，放在手心里，看着它。
玉牌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像一块凝固了的脂肪。
铜鱼符呢？
铜鱼符在案头的抽屉里。他已经解下来了，和安西、北庭的两方大印一起，锁在那个铁皮箱子里。明天一早，他会把铁皮箱子交给杜鸿渐。
从此以后，他不是安西节度使了。不是北庭都护了。他只是一个回京述职的边将，带着一块入宫的玉牌，和八千里路的回忆。
他把玉牌放回腰间，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前。
窗外的雨小了一些，从“密密的”变成了“疏疏的”，像有人在天空中撒盐。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三更天了，笃，笃，笃，在雨夜里传得很远。
他想起外祖父在《风土记》里写过的一段话：
“西域之地，非亲历者不知其险，非久居者不知其苦。然险中有胜景，苦中有真味。吾以此书传汝，非欲汝守西域，欲汝知天下之大，有地如此，有人如此，有事如此。”
他伸手进怀里，摸到那本翻烂了的《风土记》。牛皮纸封面被翻得起了毛，边角卷曲，摸上去像一张老人的脸。
他没有拿出来。
他就那么站着，听着窗外的雨声。
康摩质端着一碗面进来的时候，看见封常清还站在窗前。面已经凉了，面条坨成一团，汤被吸干了，上面浮着一层凝固的油。他站在门口，不敢出声。
封常清转过身，看见那碗面，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案上那堆驿报。
“康摩质。”
“在。”
“去把炭盆端过来。”
康摩质愣了一下，但没有问。他转身出去，端了炭盆进来。炭盆里的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光映在墙上，把整个正堂照得一明一暗。
封常清走到案前，拿起第一份驿报——安禄山献马三千匹，玄宗大喜——看了一眼，丢进了炭盆里。
纸在火中卷曲、发黑、变黄，边缘烧成灰白色的灰烬，飘起来，落在炭盆的边上。
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
他一份一份地丢，动作不快不慢，像是在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每丢一份之前，他都会看一眼，看完了再丢。不是舍不得，是想记住。记住了，就不需要纸了。
康摩质站在旁边，看着那些驿报在火中化为灰烬，不敢说话。
最后一份丢进去了。封常清看着那些纸在火中扭曲、挣扎、化为乌有，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像刀刻的。
“阿郎——”康摩质终于忍不住了，“为什么烧了？”
封常清没有回答。
他拄着拐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雨水的腥味和泥土的潮气。炭盆里的灰烬被风吹起来，在屋子里飘了一会儿，然后落在地上，落在案上，落在封常清的肩膀上。
“康摩质，”他说。
“在。”
“拿纸笔来。”
康摩质铺好纸，研好墨。封常清坐下来，提起笔，想了想，开始写。
不是写给朝廷的奏报。是写给岑参的信。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想很久。
“岑参吾弟：朝廷召我回京述职。此去长安，恐再难回西域。安西、北庭托付段杜二人。你在北庭，可留任幕中，亦可随我东行。随你。若留西域，多写诗。诗比账册活得久。若他日有人问起西域，你的诗就是答案。”
写完了，他看了一遍，又加了一行：
“轮台的麦子，明年还会熟。替我看看。”
他把笔放下，吹干墨迹，折好，塞进信封，用蜡封了口。蜡封的时候，他的手很稳，一滴蜡油落在信封上，红红的，圆圆的，像一滴血。
他把信封推给康摩质。
“明天一早，走急脚马，发往北庭。”
康摩质接过信，揣进怀里。
封常清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门口。雨已经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月光漏下来，照在院子里的积水潭上，亮晃晃的，像一面碎了的镜子。
那棵老核桃树在月光下站着，枝叶上的水珠闪着光，像挂满了小小的灯笼。
封常清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走进了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