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好消息！30万张，全卖出去了！”
那头是陈小奇的声音，带着点广东腔。
林寒江愣了一下，脑子还没完全醒过来。
“全卖光了？”
陈小奇说：“全卖光了！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地，全都卖光了！有的地方不到一个小时就抢完了，店门口排的长队比春运买火车票还夸张。”
他说得眉飞色舞，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他在那边手舞足蹈。
林寒江握着听筒，听着听着就笑了。
那可是30万张专辑啊，这么快就卖完了。
陈小奇在那边又说：“寒江，按照这个售出量，肯定是百万级别的。我建议再发70万张试一下，凑够100万张。你意下如何？”
林寒江想了想，说：“70万张，会不会太多？”
陈小奇笑了：“多？你是没看到那些排队的人，那架势，别说70万，就是170万也卖得出去。”
他顿了顿，又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卖出的30万张磁带钱已经到账了，制作费不用担心。你下午来一趟中唱，咱们重新签个合同，把增发的事定下来。”
林寒江说好。
100万张。
他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像在做梦。
自己也有一天发行量达百万了。
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是达成了。
下午，林寒江让妹妹回家，他自己独自来到了中唱大楼。
陈小奇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面前摊着一沓文件，旁边还放着一杯热茶，茶冒着白气。
他看到林寒江进来，站起来，笑了：“来了，坐。”
林寒江坐下，陈小奇把一份合同推到他面前。
“你看看，跟上次一样，就是数量改了，30万改成70万。利润分成还是五五，你出制作费，我们出渠道和宣传。”
林寒江拿起合同，一页一页地翻。
纸张是新的，字迹清晰，条款明确。他
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签了名字，盖上章。
陈小奇也在上面签了字，盖上公章。
一式两份，林寒江一份，中唱一份。
陈小奇把合同收好，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寒江，你这张专辑，是今年中唱片卖得最好的一张。不是之一，是最好。”
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林寒江听出来了，那不是客套，是实话。
林寒江说：“谢谢陈老师。”
陈小奇摆了摆手：“谢什么，你唱得好，我们才好卖。对了，你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出？”
林寒江愣了一下，笑了：“这张刚出来，你就问下一张？”
陈小奇说：“趁热打铁，不能等。”
林寒江想了想，说：“明年吧。”
陈小奇点了点头，没再问。
两天后。
全国各大城市那些断了货的音像店，重新开始卖林寒江的专辑。
这次不是三十万张，是七十万张。
海报还是那张深蓝色的，“国风”两个字烫金的。
店里的喇叭从早放到晚，《冰糖葫芦》的唢呐声、《大中国》的鼓点、《春水流》的笛子，轮着番地响，整条街都被染上了林寒江的声音。
……
京城，南城，一间老式四合院里。
老周头坐在自家屋檐下，面前摆着一台老掉牙的红灯牌录音机，录音机上的漆都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的塑料壳，但还能响，声音还挺大。
他把刚买来的《国风》磁带塞进去，按下播放键，磁带转起来，沙沙地响了几秒，然后《大中国》的前奏就炸出来了。
老周头靠在藤椅上，翘着二郎腿，眯着眼睛听。
听到“我们都有一个家”的时候，他跟着哼了一句，嗓门不小，隔壁院子都听见了。
隔壁老李头隔着墙喊：“老周，你唱的什么玩意儿？”
老周头说：“《大中国》！林寒江的！”
老李头说：“谁？”
老周头说：“你连林寒江都不知道？你白活了！”
老李头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墙那边也响起了音乐，一样的调子，一样的歌。
老周头笑了，对着墙喊：“你也买了？”
老李头的声音从墙那边飘过来：“刚买的！你大点声，别让我跟着你唱！”
两个老头，隔着一堵墙，一起唱了起来。
胡同里的猫被吓得蹿上了房顶，瓦片哗啦响了一声。
……
上海，弄堂深处，一间逼仄的亭子间里。
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个随身听，耳机塞在耳朵里，眼睛闭着，嘴角微微翘着。
她穿着一件粉色的毛衣，头发披散着，脚上穿着一双毛线拖鞋，拖鞋上绣着两只熊猫。
随身听是爱华的，银色的机身，在台灯下泛着冷冷的光。
磁带在里面转，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叹气。
她在听《春水流》，那悠扬的笛声在耳机里流淌，像黄浦江的潮水，一波一波的，不急不躁，但流到心里就化不开了。
她听了一遍，又倒回去听了一遍，然后按下暂停键，在日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字迹娟秀，写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晴。买了林寒江的《国风》，最喜欢《春水流》。听着听着，想起小时候外婆家门前那条小河，水是清的，有鱼，有虾，还有蜻蜓。现在那条河没了，填了，盖了楼。但歌还在。”
她合上日记本，又按下播放键，笛声又响起来了。
……
广州，西关，一间老骑楼的二楼。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客厅的藤沙发上，面前是一套组合音响，功放是珠江牌的，音箱是自己组装的，木壳子，外面贴了一层仿红木的皮。
他把《国风》磁带放进卡座，按下播放键，然后坐回沙发上，闭着眼睛听。
听到《故湘风》的时候，他的眼眶红了。
他是湖南人，来广州十年了，孩子都在这边出生、长大，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但他还是改不掉那口湖南腔。
歌里唱“天上的月亮诶，照进我的心里面”，他用湖南话跟着哼了一句，哼完笑了，笑着笑着就抹了一把脸。
他老婆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他那样，说：“你又哭了？”
他说：“没哭。”
老婆说：“没哭你抹什么？”
他说：“眼睛进沙子了。”
老婆说：“屋里哪来的沙子？”
他不说话了。
老婆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也听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歌是好听。”
……
深圳，福田，一间出租屋里。
几个打工仔围在一台录音机前，录音机是工头老张的，老张今天心情好，把机器搬出来，放磁带给大家听。
屋里七八个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靠在墙上，都听得很认真。
磁带转着，《大中国》的鼓点一出来，有人跟着晃脑袋，有人用手在膝盖上打拍子，有人闭着眼睛听。
唱到“我们都有一个家”的时候，一个四川口音的小伙子跟着唱了，唱得很大声，旁边的人笑他：
“五音不全还唱什么歌哦。”
四川小伙子说：“情不自禁，毕竟我们是中国人，我骄傲。”
大家愣了一下，然后都笑了。
老张说：“这话对，我们就可是中国人。”
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说：“这歌，提气。”
大家都点头。
……
武汉，汉正街，一家小服装店的柜台后面。
老板娘把《国风》磁带塞进一台老式录音机里，音量拧到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店里店外的人都听见。
她在听《九妹》，那俏皮的调子一出来，她就跟着晃，一边晃一边整理货架。
一个顾客进来，是个年轻姑娘，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扎着马尾。
她听到《九妹》，停下来问老板娘：“这是谁的歌？”
老板娘说：“林寒江的。新专辑，《国风》。”
姑娘说：“好听。”
老板娘说：“好听就买一盒，对面音像店就有。”
姑娘说：“行，我去买。”
她转身要走，老板娘叫住她：“哎，你帮我看看，我这件毛衣挂在那边，颜色好不好看？”
姑娘看了看，说：“好看，红色喜庆。”
老板娘说：“那你买一件？”
姑娘笑了：“我先去买磁带，回来再看。”
原先还想留住客人，希望她买完磁带能回来吧。
……
成都，宽窄巷子，一家茶馆里。
茶馆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坐在柜台后面算账。
他把《国风》磁带放进一台老式的卡座录音机里，按下播放键，然后继续算账。
听到《冰糖葫芦》的时候，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听。
他旁边一个喝茶的老顾客问他：“这歌好听，谁唱的？”
老板说：“林寒江。”
老顾客说：“哪个林寒江？”
老板说：“唱《大中国》那个。”
老顾客说：“哦，是他啊。这歌叫什么？”
老板说：“《冰糖葫芦》。”
老顾客笑了：“冰糖葫芦？这名字有意思。”
老板说：“歌也有意思，你听，‘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这不就是咱们过的日子吗？”
老顾客想了想，说：“也是，酸酸甜甜的，才是日子。”
两个人听着歌，喝着茶。
茶馆外面，有人在卖糖葫芦，一个小孩举着一串红彤彤的糖葫芦，跑过去，笑声清脆。
……
沈阳，铁西区，一间工人宿舍里。
几个刚下班的工人围在一台录音机前，录音机是工友大刘的，大刘刚从音像店排了两个半个小时的队，买回来一盒《国风》。
磁带还没拆封，大刘用指甲划开塑料膜，打开盒子，把磁带塞进录音机里，按下播放键。
前奏响起来，是《少年中国说》。
那激昂的旋律在宿舍里回荡，听得几个大男人都安静了。
大刘听了一会儿，说：“这词写得好。”
旁边的人说：“什么词？”
大刘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给谱了曲。”
旁边的人说：“你懂这么多？”
大刘说：“我初中语文老师教的。”
大家都笑了。
笑着笑着，有人跟着唱了，唱得跑调了，但声音很大，整栋宿舍楼都能听见。
隔壁宿舍有人喊：“大刘，你们唱什么呢？”
大刘喊回去：“《少年中国说》！”
隔壁喊：“谁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