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蒙德的法庭里，量刑不过是一道数学题。
变量从来不包含被告的女儿会不会在某个下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著一个空出来的座位发呆。
当轻伤害案的量刑成了一种对社会治安的表態，被告席上的人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案例编號，一块垫在法官升迁台阶上的砖。
玛格丽特知道自己没有立场来为被告说情，也知道这对於冷麵无情的哈蒙德法官恐怕没有意义。
她將法官的想法记下，把日程表收进文件夹，隨后说：
“法官先生，贝勒斯先生昨晚来过电话，说有急事，让你今天儘快回他。”
“知道了。”
哈蒙德走进內间办公室，关上门。
那张红木办公桌上只摆了电话、笔筒和一本摊开的《俄克拉荷马州刑法典》。
墙上掛著他的法学学位证书以及一张81年里根到俄克拉荷马城参加筹款晚宴时的握手合影。
为了確保自己被安排在握手队伍的前排，他还提前一周给主办方打了四个电话，换了三个不同的理由。
第一个是司法系统的代表需要曝光率。
第二个是他可以帮忙引荐县里的主要捐款人。
第三个是纯粹的私人情面。
第四个电话他没打，因为主办方已经答应了。
他坐在皮椅上，望著书架最上面一层。
一个褪色的相框里装著三个人。
贝勒斯、克劳福德和他三十年前在大学法学院门口的台阶上拍的。
他们都来自小镇工人家庭，都在那个还相信法律能改变世界的年代里互相借笔记，分享泡麵和未来梦想。
三十年后，他们都变成了有钱有权的混蛋。
克劳福德卷了几十万美元逃到德州。
贝勒斯靠次品建材餵饱了半个县的公共工程。
而他每日坐在法官席上，一天能签发十几张判决书。
“哼哼。”
他伸手把相框翻倒，面朝下贴在书架的木板隔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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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整，哈蒙德从法官席上俯视整个法庭。
木质座椅的皮革面已经被无数个紧张出汗的背脊磨得鋥亮，旁听席上坐著几个等待自己案子的人，表情都很焦虑。
几分钟后，法警宣布开庭，所有人齐刷刷站起来。
第一个缓刑违规听证的被告是个二十四岁的黑人，瘦得像一根竹竿，囚服在他身上都显得大了两个號。
他因为未按时向缓刑官报到被起诉。
公设辩护人替他解释说，他母亲心臟病发作住院，他在县医院陪护了三天，因此错过了报到日期。
检察官提供了医院记录，確认真实。
不过哈蒙德听完陈述后，却低头看了看案卷。
案卷旁边放著一份麦克莱恩县立矫正中心上周提交的《床位空置周报》。
当前可用床位超过50个，迫於矫正局的规定，他必须在半年之內將那座监狱的床位填满。
如果他不把犯人送过去，床位协议仍然要按照90%的入住率给予补贴。
这可不行，哪怕哈蒙德有意针对林戈，逼其让利，但也不能明面上和州矫正局作对。
让床位空著，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这时候哈蒙德还是知道分寸的。
他当然不会让上面那些人为难，毕竟自己是位严肃正直，高效率的法官。
开庭前，玛格丽特会把这份报告放在案卷堆的最上面，提醒他距离这个指標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