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琼握住她的手。“清莲，我要去一趟成都。”
白清莲的手微微抖了一下。“成都？去做什么？”
“建丰同志让我跟他一起去。见父亲。”
李母周氏的手停住了，针扎进了手指，她没有喊疼。她把针拔出来，放下衣服，看着李树琼。“你父亲……他还好吗？”
李树琼说:“上次见，是在北平。那时候还好。这次去了才知道。”
周氏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你什么时候走？”
“过几天。具体时间等通知。”
周氏站起来，走进屋里。不一会儿，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白清莲把孩子交给刘妈，也跟着进去了。李树琼坐在廊下，听着屋里母亲和妻子忙碌的声音。她们在找东西，在商量，在争论。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见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棉袄，在灯下仔细检查针脚。白清莲又拿出一个小布包，往里塞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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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灯光昏黄，李母周氏坐在床边，手里捧着那件棉袄。那是她亲手缝的，针脚细密，盘扣精致。她在等李斌回来穿，等了快一年了。从北平等到南京，从南京等到台北。他一直没有回来。白清莲从柜子里翻出一罐茶叶，又放回去了。“飞机上不能带太多东西。”她自言自语。李母周氏说:“那就带几样要紧的。”
李树琼走进去，看着她们。“娘，不用带太多。父亲在那边，什么都有。”
周氏摇了摇头。“他哪有？他在前线，吃的穿的都靠上面发。能有什么好东西？”她把手里的棉袄叠好，放进一个布包里。“这是给他做的棉袄。成都冬天冷，他穿得上。”
白清莲又跑回屋里，抱出一本相册。“树琼，我们照张相吧。带给父亲看。”
李树琼愣了一下。“照相？”
“对。全家福。还有平北的照片。父亲还没见过平北走路的样子呢。”白清莲的眼睛亮亮的。李母周氏点了点头。“对，照相。让老头子看看他孙子长多大了。”她站起来，理了理头发，又弯腰把平北抱过来，放在膝盖上。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睁着黑亮的眼睛，看着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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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馆在台北市区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橱窗里摆着几张发黄的照片。摄影师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说话慢吞吞的。他让李树琼一家坐在一张长条椅上，调整了好几次位置。
李母周氏坐在中间，抱着平北。白清莲坐在她左边，李树琼坐在右边。孩子不老实，东张西望，小手抓着奶奶的衣领。摄影师说“看这里”，孩子不听，非要看旁边的灯。白清莲逗他。“平北，看这里，妈妈在这里。”孩子转过头，看了她一眼，笑了。摄影师赶紧按下快门。
然后拍了几张。李树琼抱着孩子单独拍了一张，白清莲抱着孩子拍了一张，李母周氏抱着孙子拍了一张。孩子自己也拍了几张——趴着的，坐着的，扶着椅子站着的。他站不稳，摇摇晃晃的，摄影师抓拍了好几次才成功。
李树琼特意给了照相师傅塞了两块大洋，让他今天晚上就洗出来，明天一早他来拿。
听着照相师傅的保证，李树琼一家这才安心地往回走。一路上李树琼心里想，父亲看到这些照片，会笑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但他一定会看很多遍。他了解父亲，他嘴上不说，心里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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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孩子睡了。白清莲在灯下帮李树琼收拾行李。一件换洗的军装，几件内衣，牙刷，牙膏，还有那件棉袄和那包信。白清莲把东西一件一件放进去，又拿出来，重新叠好，再放进去。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时间。李树琼坐在旁边，看着她，没有说话。
“清莲，我会回来的。”
白清莲没有抬头。“我知道。”她的手停了一下。“你见到父亲，替我跟他说，我很好，平北也很好。让他不要惦记。”
李树琼点了点头。“好。”
白清莲把箱子合上，锁好。她看着李树琼，看了很久。“你也要小心。”
李树琼握住她的手。“我会的。”
李母周氏从隔壁房间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这是给你父亲带的药。他胃不好，吃了几十年的药了。这边新买的，你带给他。”
李树琼接过布包。“娘，您还有什么话要带给父亲吗？”
周氏沉默了一会儿。“你跟他说，家里都好。让他保重身体。等仗打完了，就回来。”她的声音很轻。
李树琼点了点头。“我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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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白清莲和孩子睡了。李树琼一个人坐在廊下，月光从榕树的叶缝间漏下来，洒在地上，碎碎的。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月光里飘散，一缕一缕的。他在想成都。他在重庆呆过两年，但从来没去过成都。听说那里同样有很多茶馆，很多人打麻将，生活很慢。父亲在那里，在胡宗南的兵团里。他会不会跟他回台北？也许不会。他是军人，军人不会在兵败时逃跑。他也许会死在那里。李树琼不敢想了，把烟按灭，站起来，走进屋里。
他在日记本上写下：“八月十五日。建丰同志召见，调任政战部联络处副处长。过几日赴蓉，见父亲。娘做了棉袄，清莲备了信。全家照了相。平北会走了，摇摇晃晃的，像只小鸭子。”他合上日记本，锁进抽屉。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月亮很圆，很亮。他望着北方，在心里说：父亲，我来看您了。窗外，榕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在答应他。他不知道这次去成都还能不能再见到父亲，但他知道，他必须去。这是父子俩最后的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