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8月中旬
地点：台北“政战部”办公室、草山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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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台北的午后，阳光炽烈，榕树的叶子被晒得发蔫，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嘶嘶的，像烧开了的水壶。李树琼在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办公室整理文件，桌上摊着几份刚从大陆传来的通报。他看了一会儿，放下，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那边是一个年轻的声音，客气但不容商量。“李副处长，建丰同志请您现在过来一趟。”
李树琼的手微微收紧。“好。我马上到。”
他放下电话，站起来，对着镜子整了整军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领章上的上校符号擦得锃亮。他拿起公文包，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日光灯管一闪一闪的。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响。
走出大楼，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门口等着。司机拉开车门，李树琼弯腰坐进去。车子驶过台北市区，往长安东路方向开去。他望着窗外，街上人来人往，卖水果的小贩、骑自行车的学生、拎着菜篮的妇人，一切如常。但他的心跳有些快。建丰同志上次见他，是几个月前，问了一些大陆情报分析的事。那次他还能从容应对。这次，他隐隐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车子在蒋经国公馆门口停下来。李树琼下了车，整了整军装，跟着秘书走进去。走廊里很安静，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响。墙上挂着几幅字画，落款他不认识。秘书在一扇深色木门前停下来，敲了敲门。
“报告，李副处长到了。”
门内传来蒋经国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天生的威严。“进来。”
秘书推开门，侧身让李树琼进去，然后关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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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光线柔和，窗帘半拉着，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桌上投下一道光。蒋经国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但眼睛很亮，亮得让人不敢直视。面前的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茶，已经不冒热气了。
蒋经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李树琼坐下来，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等着他开口。
蒋经国靠在椅背上，看着他，看了一会儿。“你在情报处干了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李树琼说:“承蒙建丰同志关心，一切顺利。”
蒋经国点了点头。“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你在北平的时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陈长官也夸过你。”他顿了顿。“所以，我想调你到政战部来。”
李树琼愣了一下。“政战部？”
蒋经国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过来。“任命你为政战部联络处副处长。上校军衔不变，职务升了半级。”他看着李树琼。“你愿意吗？”
李树琼拿起那份文件，看了一眼。纸上的字写得很工整，盖着鲜红的大印。他放下，低下头。“多谢建丰同志栽培。我……愿意。”
蒋经国点了点头。“好。那你先不着急上班。回家准备一下，过几天，你跟我一起坐飞机去成都。”
李树琼的手微微收紧。“去成都做什么？”
蒋经国看着他，目光里有东西在闪。“你父亲在那边。你去见见他。”
李树琼的喉咙发紧。他明白，这是让他们父子见面，也是让他督促父亲与共军死战到底。他低下头。“是。多谢建丰同志。”
蒋经国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李树琼眯起了眼睛。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李树琼。“你父亲在成都，胡长官也在。总裁希望他们能守住西南。”他的声音有些闷。“你去看看他。父子一场，总要见一面。”
李树琼没有说话。他想起上一次见父亲，是在北平。那是去年冬天，父亲从前线回来，住在铁狮子胡同的李府。他坐在书房里，穿着军装，头发还没有全白。他叫了一声“爸”，父亲抬起头，说“回来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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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琼走出公馆，阳光照在他脸上，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睛，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树叶和尘土的味道，还有远处飘来的饭菜香。他站在门口，看着那辆黑色轿车，没有立刻上车。
他在想父亲。上次见父亲，是在北平。那时候父亲还没有这么老，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好。他站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份地图，说“东北丢了，华北也悬了”。他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北平见面。后来父亲去了南京，去了西安，去了成都。他去了台北。一个往南，一个往东，越走越远。他不知道这次去成都，也许这是最后一面。
他上了车，车子往草山开去。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街景，想着该怎么跟母亲和清莲说这件事。她们会担心，会难过，会哭。但他必须说。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烟，没有拿出来。他想起母亲，她每天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给孙子熬粥、炖汤，偶尔站在院子里发呆，看着北方。她在想父亲。她不说，但他知道。他想起清莲，她很少提父亲，但他知道她也惦记。她只是怕他难过，所以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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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琼回到家，白清莲正在廊下给孩子喂饭。小平北已经会走了，摇摇晃晃的，像一只小鸭子。白清莲拿着小勺子，追着他喂，嘴里念叨“平北，张嘴，再吃一口”。李母周氏坐在旁边，手里缝着一件小衣服，针线在阳光下闪着光。
李树琼走过去，在廊下坐下。白清莲抬起头，看见他的脸色，愣了一下。“树琼，怎么了？脸色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