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面前的办公桌上摊著三份报纸。
这是三份小报——一份是文学月刊，一份是大学內部的学术通讯，一份是某个郊区文化沙龙的油印同人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这两三天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关於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文章。
不是新闻，不是评论，是“建议”。
第一篇文章的標题是《歷史的审判应当由谁来书写》，作者署名没有单位，没有地址。
文章写得文縐縐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绕了一大圈之后落到一个核心观点上：
“对威廉二世的审判，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审判，更是对一段歷史的审判。
因此，审判的意义、程序、以及向公眾阐释的方式，不能仅仅由行政机关决定，而应当吸收歷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意见。”
韦格纳在这段话
第二篇文章更直接。標题是《不要让復仇掩盖了公正》，作者是一个大学讲师，真名实姓，单位写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即使对其定罪，也应考虑其年龄和健康状况，適当从轻处理。
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当对一个老人施加过於严苛的惩罚。”文章没有提“软禁”这个词，但通篇都在暗示。
韦格纳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把报纸合上，放在桌角。
第三篇文章最简短，但最危险。標题只有四个字：
《人民的声音》。內容是一个读者来信的合集——但韦格纳很轻易地就看出来这就是编者假借“读者”的名义写的。
每一封信都很短，有的在呼吁“公正审判”，有的在呼吁“宽大处理”，有的在呼吁“让歷史学家参与决策”。
韦格纳把这份油印小报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印数——三百份。
三百份不算多，但它的读者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
这些人，是未来德国的教师、编辑、记者、官员。
如果他们的思想被这种东西浸染，十年后、二十年后，德国的宣传和文化阵地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他把三份报纸叠在一起，放在桌角，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信笺，拿起钢笔，写下了几行字。
“一、由《红旗报》和《柏林日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驳斥近期关於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错误言论。
重点阐明：
审判威廉二世不是復仇，是歷史的责任；不是个人恩怨，是阶级的审判。不能让『宽大处理』的论调占据道德高地。”
“二、责成教育部对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的言论进行调查。
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確属其个人主张，应在校內进行批评教育；如有组织背景，另案处理。”
“三、责成內务人民委员会对油印小报《人民的声音》进行调查。
查清编印者、资金来源、发行渠道。如是个人行为，依法处理；如是组织行为，追究组织责任。”
他放下笔，把信笺折好，放进一个空白信封里，在上面写了“施密特同志亲启”几个字，然后叫来通讯员，让他立刻送去总政治部。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那些人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收手，不会因为一次调查就闭嘴。
他们憋了太久，憋了十多年，现在终於找到了一个可以集中发声的“话题”。
可是他们错了。
柏林的舆论场在二十四小时之內变了风向。
《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发表在十月九日的头版，標题用了红色大字，占了三栏：
《谁在替威廉二世说话》。文章没有绕弯子，开篇第一句就是：
“最近，有人借著『学术討论』的名义，在几个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了关於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建议』。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不要审判，或者轻判，或者让『知识分子』来参与决定怎么判。”
文章的第二段点明了实质：
“这些人不是在为威廉二世求情，他们是在为自己求情。他们是在试探——如果连威廉二世都可以『宽大处理』，那么我们这些年犯过的错、说错的话、站错的队，是不是也可以一笔勾销
他们不是在关心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命运，他们是在关心自己的利益。”
第三段转向了理论的高度：
“列寧同志说过，对旧制度的维护者，人民群眾有权进行审判。
这不是报復，是无產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在《法兰西內战》中高度讚扬了巴黎公社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