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凌晨一时。
韦格纳这几年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著。
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通常在下班后基本结束，他习惯在晚上十点之前把最后一份文件签完，回家，吃饭，看半小时书，睡觉。
这是他结婚之后就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把工作中的焦虑带回家，不带回家，不带回床上。
但今天他破了例。威廉二世的处理问题像如鯁在噎。
施密特走后，他又批了几份文件，接了柏林党委的一个电话，听取了关於汉堡港扩建工程的匯报。所有的事情都在轨道上，所有的数字都是对的，所有的人都在做他们该做的事。
但他的脑子里一直有一条线在转，这群知识分子。他们又跳出来了。
韦格纳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人永远学不会
韦格纳自认为不是什么社会学家，不是什么阶级分析专家，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不需要任何理论也能確定的事——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骨子里从未承认过这个政权。
不是在嘴上不承认。
嘴上是承认的，或者至少是假装承认的。
他们写文章会引用他的话，做报告会引用党的决议，在公开场合对韦格纳和施密特点头哈腰。
但他们的手——那双翻了一辈子书页的、从来没有握过锄头和扳手的、细皮嫩肉的手——从来没有和工人农民的手握在一起过。
不是不能，是不想。
韦格纳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桩旧事。
一九三二年，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下乡”政策，號召城市里的教授、讲师、作家、记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的生活，用知识服务农村建设。
政策出台后，反应非常热烈——热烈的反面。那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能为农民做什么”，而是“政府要把我们流放到农村去”。
他们在內部会议上说这是“文化革命”，在私人信件中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噩梦”，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敢明著反对，就用一种彆扭的、酸溜溜的、带著德国人特有的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不满。
“农民不需要哲学家。”有人这么写。意思是——我们去了也没用。
“知识分子应该留在书斋里，而不是被赶到田野上。”
韦格纳没有亲自处理这些人。他把事情交给了施密特和宣传口，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调离的调离。
几个领头的被下放到基层锻炼了两年，之后就消停多了。但韦格纳知道，他们不是被说服了，是被压服了。
他们的嘴闭上了，但他们的心没有变。他们的心还在那个不属於人民的世界里，在那个他们以为可以靠几篇论文、几本书、几个概念就能左右国家命运的世界里。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那个能用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把控政府的层面。”
韦格纳站起身，走进客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书，封面已经有些鬆了，书脊上的金字磨得看不清楚。他隨手翻开一页，目光落在一段话上。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歷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韦格纳想起了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