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真的是这样的吗”
多德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落在远处那个正在追蝴蝶的小女孩身上。
“是这样的。”
甘迺迪转过身，看著多德。
“那美国媒体上那些——”
“甘迺迪先生，”多德打断了他，
“美国媒体上没有说假话，但美国媒体上也没有说全部的实话。
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一个失业超过一年的工人不会因为领不到救济金而去偷麵包。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女人和男人同工同酬的。”
他苦笑了一下。
“至於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这些东西不符合『红色恐怖』的敘事。
如果你告诉美国人民——德国工人一年有一个月带薪假，而美国工人还在为了不被解僱而拼命加班——你觉得美国人民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一旦被问出来，答案就不是那么令人愉快了。”
甘迺迪沉默了。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他站在波士顿的街头，看著一群失业工人举著牌子走过，牌子上写著“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麵包”。
那时候他是个富有的银行家，住在波士顿最贵的街区，开著最好的车，送孩子上最好的私立学校。他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举著牌子上街——在他的认知里，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熬过去就好了，举牌子有什么用
现在他站在柏林公园的草坪上，看著一个穿著红裙子的小女孩追蝴蝶。
他在想，那个小女孩的父亲是谁是一个矿工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码头装卸工不管他是什么，他的女儿今天穿著乾净的红裙子，在草坪上追蝴蝶，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不用担心上不了学。
“多德先生。”
“嗯。”
“你觉得——我们的美国能变成这样吗”
“甘迺迪先生，我是一个美国外交官。我的工作不是评价美国能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报告德国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德国的变化对美国意味著什么。”
“但既然你问了，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变成这样。我只知道，如果美国不改变，它很快就不会再有『变成什么样』的选择了。它会被迫选择的。”
“走吧。”
甘迺迪转过身，跟著多德走回了车里。
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像是把另一个世界关在了外面。
车子驶出公园，继续向市中心方向开去。
车窗外的柏林在午后的阳光下继续运转著，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流如织，喷泉的水珠在阳光中画出短暂的彩虹，孩子们在广场上餵鸽子，老人在长椅上下棋，年轻的情侣牵著手从斑马线上走过，女孩的裙摆在风中扬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甘迺迪靠著车窗，看著这一切。
他在想，他的报告应该怎么写。
写给罗斯福看的那份报告，和他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会是同一份。
因为在柏林看到的这些东西，如果原封不动地写进公开报告，送到国会山，送到《纽约时报》编辑部，送到广播电台的播音室——他们会说甘迺迪被德国人收买了，会说他是红色间谍，会说他是美利坚的叛徒。
他们会说这些，不是因为他在说谎。
是因为他说了实话。
而有些实话，在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比谎言更危险。
甘迺迪忽然想笑。
这是一种在他五十一年的商业和金融生涯中很少出现、但此刻却无法抑制的、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荒谬感的、无可奈何的、苦涩的笑。
美国媒体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德国描绘成一个地狱。而他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狱比美国大多数城市都更適合人类居住。
那美国人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呢
没等他想完，车子就已经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停下来了。
甘迺迪推开车门，走下台阶。
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睛，柏林的天空还是那么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