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铁窗，阴冷的牢房，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在一座磨坊里推磨碾玉米，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掺了沙子的麵包。
但他在牢里並不孤独——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那些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会积极分子，那些在地下印刷厂印传单时被抓获的年轻共產党员，他们在放风的时候隔著铁丝网聊天，交换外面的消息，唱著被狱警一次又一次禁止的《国际歌》。
“不一样了。”波立特开了口，他看著窗外楼下那条窄窄的街道尽头，一面红旗正在某栋建筑的屋顶上迎著海风飘扬，
“一九二六年，工人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来领导他们。
现在，我们有十七年的经验——不止我们有，全欧洲的同志们都有。
德国的经验，法国的经验，义大利的经验，苏联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
资本主义不会自己垮掉，但工人群眾在正確的领导下，我们是有能力把它推倒的。”
他侧过头看著坎贝尔，那张在兰开夏纺织厂里磨礪出来的脸上，终於有了一丝久违的、发自內心的笑意。
“而且，坎贝尔，你看——”
波立特抬起手，指了指窗外伦敦金融城的方向，
“那些人已经在跑了。他们不是在等我们发號施令，而是在自己做出选择。他们比我们更清楚，英国就要变天了。”
坎贝尔顺著他的目光看过去，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远处，不知道从哪条街道上传来了隱约的歌声。
最初听不真切，辨不清旋律和歌词，但渐渐地，那个旋律变得清晰了——那是一首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在无数个集会上唱过、无数个牢房里哼过、无数个深夜里在心里默念过的歌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波立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跟著唱出声来。
他只是静静地听著。
他听的不是一首歌。
他听的是一个正在死去的老帝国的丧钟，和一个正在诞生的新世界的洗礼。
而在多佛尔海岸的防御工事工地上，几个小时前还堆满了工具和建材的那片空地上，此刻空无一人。
工地入口的铁柵栏门上，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绑上了一块红旗。
利物浦，码头区。
数千名码头工人和失业者聚集在巨大的仓库之间的空地上。
他们在一面临时缝製的红旗
一个五十多岁的码头工人站在一个用板条箱垒起来的台子上念著一个文件。
“……我们，利物浦的工人，宣布成立利物浦工人委员会。
从今天起，利物浦的码头、工厂、仓库和一切生產设施，將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和监督。
我们要求：所有被削减的救济金全部恢復並补发；所有在码头和工厂里被解僱的工人在三天之內全部返聘；所有逃跑的资本家的財產由工人委员会暂时託管……”
台下的工人举著红旗和標语牌，连绵不绝的掌声和口號声混在一起。
利物浦警察局的警察们站在几条街外的路口，远远地看著这一切。
没有人下令驱散——因为没有人知道驱散的命令是否还能被执行。
有消息说，当天上午利物浦警察局已经有数名警员没有按时到岗。
有人在议论说那几名警员天没亮就拎著行李出了门，不知道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