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举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志们，我先补充几句。”
“以武装斗爭为纲不是天天打仗。不是明天就叫大家上街筑街垒、和后巷警察打巷战——我们还没有武装起来，硬拼就是送死。”
“武装斗爭是一个过程：
第一，组织和武装工人。
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当然，如果在英国政府那边还能算作合法的话——爭取自己的权益。
罢工、游行、集会、占领工厂。
在这些斗爭中，把那些最坚定、最有觉悟的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成核心力量。
第二，在农村发动贫农。
英国农民不多，但威尔斯的佃农、苏格兰的小农场主、各地的农业工人——他们同样是受压迫者，同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我们不能只盯著工业城市，农村同样重要。
第三，建立工人武装。
为了在政府动用军队镇压的时候，工人群眾能有自卫的能力。不要搞冒险行动，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暴露自己的实力。”
“所以同志们，切记，切记——不要盲动。”
“每一个行动，每一步进展，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都要考虑时机、力量和条件。
时机，是一切的要害。
我们还要善於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的內部矛盾，爭取中间派。这是一场严肃的斗爭，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会议一直开到午后。
会议室里的人进进出出——有人派去联络各地工会，有人派去起草传单，有人派去和《每日工人报》的编辑团队对接今天的號外版面。
波立特中间接了好几个电话——利物浦来的、曼彻斯特来的、格拉斯哥来的，每一个电话都在告诉他同一个消息：红旗升起来了。
散会时，波立特站在走廊尽头那扇朝北的窗户前，窗外是一排排灰濛濛的工人住宅的屋顶，层层叠叠地铺展到天际线。
没有树，没有草坪，没有伦敦西区的优雅——只有密密麻麻的烟囱、石板瓦、晾衣绳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旧床单。
那就是英国人民住的地方。
那就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就在为之奋斗的地方。
坎贝尔从后面走上来，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在沉默中站了一会儿。
“哈里，”坎贝尔打破了沉默，
“你说，这一次，会像一九二六年那样吗”
一九二六年总罢工。
那一年，超过一百五十万工人走出工厂、码头、矿井和发电站，关闭了整个英国。
工人们在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的街头竖起了街垒，有几天看起来大英帝国真的要完了。
然后工会大会的领袖们把总罢工叫停了，理由是“维护法律和秩序”。
工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工厂，却发现资本家锁了门，把更好的条件给了那些在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人。
波立特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九二五年因为煽动叛乱罪被判十二个月监禁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