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短短两个多小时里，英国驻德大使亨利奇尔顿爵士觉得自己的老命已经去了半条。
今天早上，他是在柏林家中被秘书叫醒的。
那是一封加急电报，来自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
措辞还算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慌张，奇尔顿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上一次他的老上级用这种语气给他发电报，还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一天。
电报只有短短几行：
“海峡局势急剧恶化。德法苏等六国联合舰队已进入多佛尔海峡公海区域，空中力量同时大规模巡航。国內多个城市出现骚乱，有工人悬掛红旗並成立所谓人民委员会。
国王陛下已召集枢密院紧急会议。首相令你即刻拜会德国政府，探明其真实意图。速办。”
奇尔顿顾不上吃早饭就衝出了家门。
他的司机从车库里开出那辆黑色的戴姆勒轿车，他钻进后座，用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说了句：“人民委员会大楼，快。”
车子衝上柏林清晨的街道。
他坐在后座上，把那份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电报又看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靠进座椅里，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做了將近三十年的外交官，在巴黎、华盛顿、东京都待过，什么样的危机没见过
一九一四年他在维也纳亲眼看著斐迪南大公的棺材被抬出车站，一九二三年他在巴黎经歷了法德之间的危机——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无力。
因为他要去见的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奇尔顿对德国人民委员会並不陌生。
他是一九三零年被任命为驻德大使的，迄今已经在柏林待了將近五年。
这五年里，他参加过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旁听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外交政策报告，和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吃过不下几十顿饭。
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礼貌、克制、滴水不漏。
他们不像他曾经打交道的那些前德国外交官——冯里希特霍芬男爵那种带著普鲁士贵族式的傲慢和古板，喝起酒来面红耳赤，爭论起领土问题来拍桌子瞪眼睛。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冷静，说话的时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大英帝国”在他们眼里不是需要敬畏的庞然大物，而是一个正在被歷史翻过去的一页。
车子停在威廉大街七十七號门前。
奇尔顿下了车，站在那栋灰白色大楼前的台阶上，他把领带结往上推了推，正了正衣领，然后迈步走上台阶。
大楼门前没有卫兵——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奇尔顿注意到门廊两侧的玻璃窗后面有穿著灰色制服的安保人员在走动，但他们没有拦他，也没有要求出示证件。一个穿著深蓝色工装裤的年轻人在门厅里等著他。
“奇尔顿先生请跟我来。外交部办公室在大楼三层。”
“你们外交部的官员在等我吗”
奇尔顿在跟著年轻人穿过走廊的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相信是的。”年轻人回答得很客气。
走廊很长，铺著暗红色的地毯，墙壁是浅灰色的，每隔几米掛著一幅宣传画——不是那种政治宣传画，而是描绘工人、农民、科学家、军人形象的油画风格作品。
有一幅画的是一个戴著安全帽的钢铁工人，手里握著一根长长的钢钎，背景是高炉飞溅的火花，画的下方用德文写著一行字：“我们的双手创造世界。”
另一幅画的是一个女拖拉机手，金色的麦浪在她身后铺展到天边，她脸上带著一种沉静的、不张扬的自豪。
奇尔顿注意到，这些画里没有人戴著礼帽、穿著燕尾服。
没有贵族，没有军官——至少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军官，不是插著羽毛的驃骑兵，不是胸前掛满勋章的將军。
画里的那些人，都是普通人的面孔。
这就是他们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
奇尔顿在心里想。
而且，可怕的是，他们似乎真的做到了。
年轻人带著他上了三楼，在一扇深棕色的木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然后推开门，侧身让开。
“请进。”
奇尔顿走进了这间等待室。
房间不大，大约二十平方米。靠墙摆著几把深棕色的皮椅，椅子之间的茶几上放著几份报纸——《柏林日报》、《红旗报》、《真理报》。
墙角立著一面德国国旗，窗户朝南开著，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毯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这里和他见过的任何一国的外交部等待室都不一样。没有水晶吊灯，没有镀金画框，陈设简单到近乎朴素，但打扫得一尘不染。
接待员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然后安静地退了出去。
奇尔顿从门边走到窗前，从窗前走回门边，来回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