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每户租税又增加帛三匹、二石九斗粟，作为朝廷官员的俸禄，而后调外的一匹二丈帛又增加至二匹。
也就是说，每户一年要缴纳的赋税总额为帛七匹、粟二十二石九斗以及絮、丝各一斤，若是丰年，平均每年缴纳一万五千至一万八千钱的赋税。
这还没算杂税、徭役和各地贪官污吏在其中吃拿卡要，而且九品混通听上去考虑到了各个阶层，实际上模糊的户等划分和官吏的私心，使得这一套在执行中漏洞百出，富人总有办法往下压成本，而这些成本还是转移到了最底层的平民身上。
因此百姓们不堪重压，纷纷依附豪强、隐瞒户口以避税，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太和九年又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取消了原先以户为单位的征收方式，而是改成了一夫一妻为一床，只缴纳帛一匹、粟二石，用精确的“一床”取代了模糊的户口人数，同时确立了“垦租二石，义租五斗”的定额税率。
这一改革意义重大，不仅改变了以往以混乱的户为单位的征税方式，还通过均田制保证了农民有田可耕。
太和十年，孝文帝又设立了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与徭役，让荫附于豪强地主的荫户将成为国家的编户，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朝廷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
虽然朝廷的赋税很重，但中间的官吏地主又加入了自己的盘剥，这些钱没进到朝廷的口袋里，那干脆以三长制打击这些地主豪强，取消中间商，自己赚差价，这样即便赋税很重，百姓也多少能轻松一些。
孝文帝的改革的确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许多收入，但反过来，也为后来的变乱埋下了经济基础。
到了如今的齐国，若以两千万的户口来算，齐国至少应有三百万户，两个成年男女为一床、四个未成年男女为一床，那么三百万户应有六百五十万床，国家应有的收入则是六百五十万匹绢，一千三百万石垦租，三百二十五万石义租，合计接近三千万石，约等于一百五十亿文钱，以及丝、絮等杂物无算。
若真有这个收入，那齐国再来十个高洋祸祸也花不完，能一边对全天下开战一边纵情享乐，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最高值，其中大部分都因民间藏私、地主隐匿人口、官吏贪污而消失了；
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种田，许多商人、世家、士兵都不从事耕种、也不交农业税，反过来还需要朝廷提供俸禄，再加上时不时出现的天灾人祸，使得这理论上的峰值收入大打折扣。
齐国看似家大业大，但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实际上落到皇帝嘴里的没有几口，在账面上的最高收入仅有理论的三分之一。
所以作为理论峰值的近四成，义租能够有一百二十余万石，已经证明新政实行得足够出色了。
若是在一百万石以内，高殷定然要开骂，但这个成绩显然说明邺都的官员在政策落实方面下了一番大功夫，至少没给他这个皇帝拖后腿，也或许是他在邺都和晋阳展开的两次大清洗着实吓到了不少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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