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信叹口气：“从入冬开始，隔三差五的都有新的灾民进京，安置点早就挤得满满当当。
安置点的粮食也不多，每天只能给每个灾民分小半碗稀粥和一个窝头，我去看的时候，有的人领了窝头三两口吃完，就盯着别人的嘴，捡别人掉的窝头渣，看得人心里发堵。
上面有规定，要动员这些灾民返乡安置，给有困难的灾民补点路费和食宿，可大多灾民都不愿走，只想在城里碰碰运气，找个亲戚，或者能找点活干，至少能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在逃荒的路上。
从去年开始北方大旱，不少地方旱期长达几百天，连黄河都有几十天断流，进京的灾民大多是从鲁、豫、冀一带逃过来的，地里颗粒无收才背井离乡。
我有个同事，老家来信······”
杨远信顿了下，从牙缝里挤出了四个字：“惨不忍睹！”
(为了审核通过，我省略掉了几千字！毕竟这会儿还没到顶峰！）
福平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各色人，脑子里想着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那些片段似的见闻，此刻竟密密麻麻凑在了一起，压得人心里发沉。
冷风卷着雪沫子扑到脸上，福平精神了不少：“爹，你今儿晚上，不是得去安置点慰问吗，能捎过去点儿粮食吗？二十斤棒子面儿，两颗白菜，咱家肉也不算多，二两，算了，四两肉吧。”
杨远信摇头：“你跟着去吧，直接送到安置点的负责人手上。
一块儿去的领导那么多，东西都是准备好的，我带去不合适。”
福平点点头：“行，正好也能看看那个小丫头！”
不去细表怎么去安置点捐赠的物资，忙活完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等爷俩都回家之后，福安给门一关，所有的风霜都暂且告一段落。
今年没请来郭平，人家大晚上要值班。
只把两个孩子给叫了过来。
福安在爹洗手的时候凑过去嘀咕：“我去接人，跟俩孩子说的很清楚不让带粮食，非要带，说现如今去谁家都得带上口粮！”
杨远信好笑道：“行了，带就带吧，走的时候让你娘给多带点儿东西！”
今年年景肉眼可见的不好，婆媳三人也尽力拼兑出了一桌颇为像样的席面。
每年都不缺席的红烧鱼，还是占据了最佳位置。
至于现宰的小公鸡，这会儿已经分成了好多块，做成一盆土豆干豆角炖鸡。
一盘大葱炒鸡蛋，又切了一盘咸鸭蛋。
一盘花生米，炒的时候油放的有点儿少，稍微带点儿焦点儿，不过吃嘴里还是喷香。
一盆炖白菜又叫开锅烂，用的四九城本地产的核桃纹白菜，扒了两层叶子之后，这白菜还嫩的出水，切成丝，加上点儿虾皮，放上半调羹猪油，大火滚开小火慢炖，等到白菜烂糊，放上点儿香油，也是香的糊嘴！
还有老演员，萝卜皮炒腊肉。
挨着红烧鱼的紧要位置，又放了盆甜汤。
李水仙招呼如意跟援朝：“这可是好东西！银耳！山珍海味里的山珍就是指这个。
你嫂子用冰糖小炉子吊了一下午，这会儿正好吃。
来，都尝个新鲜！”
（正文已满两千字。
1960年，银耳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普通家庭基本吃不起、也很难买到。
这会儿的技术还处于段木古法栽培、产量极低的阶段，没有后来的木屑/袋料高产技术（1970年代中后期才突破）。
当时银耳主要靠四川通江等少数产区，用青杠段木接种，周期长、单产极低、全国总产量极少，绝大部分还是野生/半野生，市场供给严重不足。
同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全国食品全面紧缺、实行严格的计划票证供应，银耳根本不在普通居民的日常配给里，国营商店极少上架，基本只作为高档滋补品、特供品，或在高价商店/黑市流通。
拿当时普通工人月薪普遍30–40元来比对的话，1960年前后，干银耳黑市/高价店价格常达60–80元/斤，甚至更高，一斤银耳，相当于普通人2个月的全部工资甚至更多。
所以它不是日常食材，而是逢年过节、送礼、病人滋补才会考虑的贵重物品，多在华侨商店、特供商店、高价副食店出现，普通供销社、菜市场基本见不到，被视为“菌中珍品”，和燕窝、鱼翅并列，属于“有钱也难买”的稀缺品。
1960年的银耳，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直到70年代末袋料栽培技术普及、产量暴增，才慢慢走进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