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绿皮火车在夜色中哐当哐当地碾过铁轨，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味、汗味和劣质烟草的气味。
从佳木斯开往北京的这段路程，要整整三十六个小时。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人，有探亲的军属，有出差的采购员，有回家过年的工人，还有一些沉默寡言、看不出身份的人。
窗外的雪原在黑暗中模糊成一片灰白，偶尔经过一个小站，昏黄的站台灯晃进车厢，照亮那些东倒西歪的面孔。
夜深了。
列车过了沈阳之后，硬座车厢里的灯光调暗了一半。大部分乘客已经睡着了，姿势各异——有的靠着车窗，脑袋随着列车晃动；有的趴在面前的小桌板上，口水洇湿了半张报纸；有的仰面靠在椅背上，嘴巴微微张着，发出或轻或重的鼾声。
这时候，三个人开始行动了。
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乘客没什么区别。一个穿着半旧的蓝色工装，戴着鸭舌帽，像个出差干部；一个穿着军绿色外套，面容憨厚，像回家探亲的复员兵；还有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某个单位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车厢里走了一圈，不紧不慢，像是在找座位，又像是在活动筋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交换的眼神。
穿蓝色工装的人在车厢中部停下了，挨着过道的位置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熟睡。他穿着铁路系统的工作服，体格壮实，皮肤黝黑，大概是个线路工或者调车员，手上满是老茧。他仰着头，嘴巴大张着，鼾声如雷。
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从对面走过来，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下——那是另一个熟睡的乘客的座位，暂时空着。
他侧过身，挡住了大部分视线。穿军绿外套的人站在过道另一端，看似在抽烟，实际上在望风。
然后，蓝色工装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用牛皮包裹的物件。他打开牛皮，里面是一枚铜钱，比普通的铜钱略大一些，边缘打磨得极其光滑，像被无数遍抚摸过一样。
他极其轻柔地将那枚铜钱放进了熟睡男人的口中。
铜钱横在上下牙齿之间，刚好把口腔撑开一点缝隙。男人张着嘴睡觉的时候，舌头和软腭会自然贴在一起，容易因呼吸刺激而惊醒。但含着一枚光滑的铜钱，唾液不会刺激咽喉，呼吸变得平缓而深沉——这是他们在东北某个老中医那里学来的把戏，后来被反复试验过无数次。
男人没有醒，他的鼾声甚至变得更均匀了。
接下来是针筒。
那是一支特制的玻璃注射器，针头极细，比绣花针还要细上几分。
蓝色工装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它，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他的手法堪称一绝——左手两根手指捏住男人的裤腰轻轻下拉，右手持针，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准腹股沟的位置，针尖刺入皮肤，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抽液的过程只需要十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