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9章才华诚可贵，品德价更高。若为黑公故，二者皆可抛
「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来了？」
库茨小姐显然没料到自己的宅邸居然能吸引到这位英国社交圈中的神秘人物。
或许在十年前，亚瑟·黑斯廷斯还不过是个无人问津的泛泛之辈，但在十年后的现在，几乎每一场伦敦的沙龙主人都会因为得到亚瑟爵士的赏光而备受鼓舞。
自打1839年的弗洛拉事件后，这位出身约克的国之重臣便过起了离群索居式的生活。
然而，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并不代表他就真正被人遗忘了。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离群索居者，若非野兽，便是神明。
但不论他究竟是神明还是野兽，这两种属性都同样散发著令人向往的魅力。
在伦敦，想要了解他的人有很多，但是在英国，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又很少。
当然，或许你可以选择对黑斯廷斯避而不谈，但如果你想要追求庸俗、时髦的新时代生活，那你就不可能绕开这个家伙。
《英国佬》发行的时尚小说定义著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生活，圣詹姆士剧院隔三差五上演的《黑斯廷斯探案集》舞台剧宣誓著他们对大股东的尊重，《经济学人》是金融城银行家与股票经纪人的标志性读物，《自然》则是年轻科学家跻身皇家学会会员的必经道路。
如果要问，英国发行量最大的黑胶唱片是哪一首曲子，或许没人能答得上来，但如果要问谁是英国唱片发行量最大的音乐家，那毫无疑问的，是亚瑟·黑斯廷斯。
这倒不是说莫扎特、页多芬、车尔尼等人的曲子有哪里不好，而是顾客在乐器行购买惠斯通牌唱片机时，通常都会收到《钟》与《威灵顿进行曲》作为赠礼。
如果你家中空有留声机，而没有亚瑟·黑斯廷斯的曲子————
喔，亲爱的，虽然我不该问出这么失礼的话，但是————
你家里的留声机该不会是旧货市场上淘的二手货吧？
在英国，尤其是在伦敦，莫扎特和贝多芬或许代表著古典音乐的最高水准，但是，亚瑟·黑斯廷斯，他的名字正如于勒叔叔的牡蛎一样，其本身就象征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趣。
看黑斯廷斯的小说，并不算什么，听黑斯廷斯的音乐，也不算什么，看黑斯廷斯的舞台剧，可能只是偶尔打肿脸充胖子，谈论黑斯廷斯的科学成就，也只能说明你或许是个电磁学爱好者。
但是，如果你能集齐以上四要素————
那么，恭喜你，亲爱的，你们家可能确实要比大部分人过得好。
而黑斯廷斯在中产阶级群体中的这种神奇影响力，自然也让上层阶级难免高看他一眼。
或许那些纯正的老贵族依然觉得他的小市民气息太重，但至少在那些资产阶级新贵看来，尤其是将重心放在生活而非政治上的夫人小姐们看来，亚瑟·黑斯廷斯，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人物，其影响力甚至要远超刚当上内阁大臣的迪斯雷利。
布朗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将黑斯廷斯奉为神明的中产阶级女士。
作为医生的妻子，库茨小姐曾经的私人家庭教师，当她得知即将见到那位如耶稣般缥缈神秘的约克骑士时，她险些把柠檬蛋糕掉到裙子上。
「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她慌慌张张地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又下意识地捋了捋鬓角的碎发：「是那位在白金汉宫音乐会上击败了李斯特的亚瑟·黑斯廷斯？」
库茨小姐看著她，有些好奇道：「汉娜，你不是认识迪斯雷利先生吗？迪兹和他可是好朋友，他没向你引荐过亚瑟爵士？」
布朗夫人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秒内变幻了好几次。
惊讶、窘迫、懊恼，当然，最容易察觉的还是她的激动之情。
「迪兹？他确实和我提过那么一两次，可那都是沙龙上随口说的场面话。像是什么亚瑟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人」、改天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可你也知道，这种话，他对谁都说。」
库茨小姐笑眯眯地抬起团扇遮在嘴边：「所以，他没把这回事放在心上？」
「可我放在心上了！」布朗夫人急道：「每次我问他亚瑟爵士什么时候来，他就开始打哈哈，给我的回复都敷衍的紧。要么说亚瑟爵士最近不在国内，要么就是上个月刚刚出发去巴黎了。光是下个月肯定回国」这句话，我都不知道听见多少次了。
布朗夫人说到这里，心里更没底了。
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裙子，橄榄绿的天鹅绒，料子不错，剪裁也合身，可刚才吃蛋糕的时候掉了点碎屑在胸口，她连忙用手帕拍了拍，又觉得不够，于是干脆站起身问道：「安吉拉，我这样行吗？要不要我回去换件衣服？反正我家就在隔壁。」
「汉娜。」库茨小姐放下茶杯，笑得合不拢嘴：「你这样就很好。放心吧，亚瑟爵士不是那种看衣服下菜碟的人。我第一次见亚瑟爵士的时候，比你紧张得多，但聊了几句后就发现，他其实也没有传言中那样生冷、孤傲、不近人情。在见过他本人之后，我甚至觉得爸爸之前对他的批评，有许多言过其实的地方。」
布朗夫人闻言立刻明白了库茨小姐说的是什么事。
1832年议会改革暴乱后，库茨小姐的父亲，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立刻在下院提出了对内务部的质询，其矛头直指在伦敦塔下令警队开枪的苏格兰场助理警监亚瑟·黑斯廷斯，痛骂亚瑟是「血腥的伦敦塔刽子手」，其行为「令杰里米·边沁死不瞑目」、「令功利主义蒙羞」。
只不过，由于许多人并不知道此黑斯廷斯即为彼黑斯廷斯，而威廉四世、两党高层甚至是激进派的领袖布鲁厄姆等人又都不愿意继续在此事上深究，所以对亚瑟的攻击很快就揭了过去。
而伦敦塔事件也随著亚瑟本人的盖棺定论，被定性为了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阵痛、暂时的困难、无奈的抉择、必要的牺牲。
总而言之，让这小子蒙混过关了。
随著时间的堆积，大众的记忆很快就被冲淡了，亚瑟的社会舆论在弗洛拉事件后迎来惊天大反转，甚至库茨小姐的父亲伯德特爵士也在1841年大选后改变了他对亚瑟的批评立场。
这位1796年进入下院的激进派标志性人物，在45年后首次改变政治立场。
虽然伯德特在脱离辉格党后并未加入保守阵营，而是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继续在下院参与政治，但他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无限趋近于罗伯特·皮尔改革后的保守党了。
而在1840年与1841年的多次宪章派起义与骚动爆发后，伯德特虽然对宪章派抱有同情态度，但与此同时，他也发文反思自己曾对辉格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并为自己多年来对警务部门的敌视态度做了检讨，承认了英国警务系统为维护国家稳定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