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黔军思播在此次平叛中功勋卓卓，元朝中央政府于“大德七年(1303)，增诸将官秩，免思播粮税一年。
更此后，在“南台御史陈天祥疏谏”强调以乌江能为云贵两省产生“内安根长，外固边陲”的帝王漕运作用时，元廷在启用思播黔军共同讨叛平息之后，决定恢复顺元路贵州区划。
像是《贵州通志》中记载：“延祜五年(1318)二月，敕云南，四川归还顺元路宣抚司民地”，即恢复宋朝的黔南路贵州省区划。
这样掏算起来，自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92年将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之年起，到公元1318年恢复顺元路宣抚司民地时，贵州被分割了二十六年(1292~1318)。
恢复后的顺元路行政区划的军事政治中心，又归回到顺元路宣慰司思南州城.因故，这才引来一百年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明军剿灭思南宣慰司田宗鼎的事变。
《元朝史》中就记载：“忽必烈即位时，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元廷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设立十路宣慰司，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如《旧新-纪》这样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长田景贤(二十—世)，播州长杨邦宪相继送款，俱授宣抚司，以田氏为总管(高官)。”
“至元十帝于公元582年复置黔中郡于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于公元618年置黔中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今地)的行政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子公元l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
近千年帝王们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
为此，为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公元1119年始建的贵州防御使，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了。
至于到了之后的清朝时期，则取消了贵州军政府的设立，因为雍正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
当然，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许多人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
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
三是开辟“苗疆”，设官建制。
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这具体要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说起，胤禛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颂诏天下。
在雍正统治的这13年时间里，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加强了封建中央王朝的高度集权统治。
即位以后，即迅速渐次剪除诸皇子，以及大臣年羹尧与隆科多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时在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对于雍正元年(1723年)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赞丹津分裂割据势力，迅速出兵平叛。
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
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进行整顿，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并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
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事务。
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下，并有利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和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
此时，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基本奠立，清代前期又正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集权的加强，必然要求加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区的统治，这就和维护自身统治的土司势力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也与未曾设官建制地区的地方首领势力产生矛盾，甚至激化。
雍正统治时期适值专制集权的巅峰，因而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化了，促使雍正时期在西南广大民族地区，实行大规模地改土归流。
要知道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桥梁。
土司制度越是严密和完善，它与流官制度的差异越小，最后终究要为流官制度所取代。
清朝是土司制度极盛之时，也就是改土归流到来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