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简要的说过了，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种，起源于唐，兴于宋。
特别是宋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相对于“书本上的法“，我们更应重视“实际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马法的运作情况的话，甚至可见里面都已经蕴含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了。
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园中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宋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刘承琏条制茶事，过为严急”，曾说:“园户采撷用功，须更得人手，制造茶既逐等第给价，入等者不可私卖，亦是入官，今一切须令本户造化，皆要精细，岂不伤园户耶?又佣力者众，皆是平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
也就是茶园户采茶，需要雇佣一些劳动者，即“佣力者”，如将“佣力者”斥去，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安知不聚为寇盗?“可见，宋政府对待雇佣劳动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园中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有所记载，如宋神宗时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自来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逐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另一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指望四月小满之后，造作讫茶，得钱添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还有税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包括上面说过了，终宋一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所谓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峡诸川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诏禁止蠲除之”，明令罢去四川的榷茶法。
苏辙也曾说过：“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
对此，《宋会要辑稿》则云:“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
《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听民自买卖”。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呢?
且看苏辙在《栾城集》里的记载，“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
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记载得更详细，“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自来采茶货买，以充衣食，伏缘此茶本非官地所产，乃百姓己物”。
如税户党元吉“自来相承山坝茶园等业，……趁时采造茶货，遂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税户牟元吉则“自来只是以佃食茶园为业，……指望四月小满前后，造作讫茶，得钱填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可见，茶园户无论是自耕还是佃耕，自己都可以处理茶叶，“乃百姓己物”，“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并送纳诸般税赋”。
正如《文献通考》所载:“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禁其出境”所讲的是四川的茶叶只能在川峡境内“听民自买卖“，园户和商人不得擅自将茶叶输出川峡地区。
川茶若要外运，只能由官府经营或经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如淳化年间，茶园户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的，“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风等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关报遂处上簿，使客人到彼，画时收卖，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卖茶与诸色人及将合入秦风等路货卖茶虚作永兴军等路，回避关报逐处者，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
可见，茶园户不能私自运茶出川峡，只有在出茶州县取得“长引“的茶商才有资格“兴贩“茶叶，还要按规定路线，“逐处上簿”，按时把茶叶运到指定的茶场“中卖入官”，否则，要受到处罚，”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至
于茶引法的话南宋建炎初，成都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言“榷茶买马五害“，主要叙述了茶马法的弊病。
如易生边患，本钱不易收回，私贩公行等。
于是，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朝廷就令赵开做“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
“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
“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
“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
“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可见，赵开茶引法主要由商人来经营，商人只要执引就可以与园户交易，调动了商人经营茶叶的积极性，促进了茶叶的交换和流通。
政府除了收茶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外，还有“市例，头子钱”，住税，过税等，总收入也不少。
如建炎四年四川茶利为一百七十万，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茶引增至每斤十二千三百文，茶利则达到二百万以上，“川蜀产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岁课不过四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