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策略，虽然开始时略见成效，例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再或者是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算是十分不错。
可这说到底，也只相当于饮鸩止渴而已，因为交引的发行量仍然极大的超过了官茶的拥有量，所以依然没有遏制住引价的贬值。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除皇祐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的价格均与市价持平，利润几乎没有，因此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
没有吸引力，自然就没有人去干了，毕竟没人是傻子，这种费力不讨好，或者说赔本赚吆喝的事情，自然没什么人去干。
毕竟都说过了，在宋朝这个以商业为本的国度里，商人们一个个都猴精猴精的，无利不早起，没有十足的诱惑力，休想让他们冒丁点儿风险。—
此外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
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这两种办法依旧是在以前的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
朝廷也知道这一点，为此，在天圣元年由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法”了。
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
可是效果依旧不太显著，因为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
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得的厚利的条件，“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怨谤蜂起”。
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了三年就宣告破产，包括提出这一办法的李谘等人都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了沙门岛。
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祐二终，五年便入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所述朔一次买茶19万斤的田昌、欠官府贴纳钱14万贯的李士宗等只是其中的代表，可见他们掌握有多么丰厚的财富。
像是太宗至道年间，陈恕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使各陈利害。
此后茶法变革时征询各个茶商的意见似乎成了定制，就连对商人深恶痛绝的李谘在两次实行贴射法前，也不得不照例把商人请到三司衙门，“以访利害瘗”。
除却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兴风作浪、左右政局更是各大茶商的惯用伎俩，像是上面说的见钱贴射法的时行时废便是最好的明证。
就连北宋茶商直接当官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可以说大茶商势力的膨胀，是宋代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化，共同成为封建统治支柱的重要渠道之一。
惟其如此，北宋政府在推行政治经济政策时就不得不依靠这股社会力量了。
除此之外的话，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的相互利用，对稳定北宋封建国家的统治也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
因为众所周知，北宋王朝始终存在着边防危机警报长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也根就是所谓“积贫积弱”的三大统治难题。
这三者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在北宋前期边地军需物资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有集中反映。
榷茶交引法恰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这狄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