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笔记本是杨明远写的，”我说，“那他就是慈恩心理研究中心的参与人员之一。他记录的那些会议内容，可以证明‘校长’的存在——而且这个‘校长’，才是整个实验的真正控制者。”
“但杨明远失踪了，”叶知秋说，“如果他真的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他的消失可能不是自愿的。”
我把文件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仔细检查了一遍——除了照片、年度报告、笔记本和录音笔之外，还有几张零散的信件，都是用电脑打印的，没有落款。信件的内容都是一些简短的指示——
“第37号实验对象的行为数据需要补充采集，请在月底之前完成。——校”
“白景的资金已经到位，可以启动第二阶段。——校”
“S-001的基线数据已经达到预期标准，开始执行刺激计划。——校”
每一封信都简短、清晰、不带任何多余的感情色彩。署名只有一个字——“校”。
这些信没有邮戳，没有寄件地址，说明它们是通过非正常渠道传递的——可能是专人送达，也可能是放在某个约定的地点自取。
我把所有东西重新装回文件箱里，然后把文件箱抱起来，准备带走。
“你不打算现在仔细看？”叶知秋问。
“这里不安全，”我说，“林峰虽然说他租这个仓库没有登记，但顾北辰那种人，不可能完全信任林峰。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个仓库的存在，只是在等林峰露出破绽。”
我抱着文件箱走出仓库，锁好门，回到车上。天色已经大亮了，街上开始有早起的行人走动，早餐摊的烟火气在街角升腾起来。
我把文件箱放在后座上，然后发动了车子。
“现在去哪儿？”叶知秋问。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去找一个人——一个既认识顾北辰，又认识我母亲的人。”
“谁？”
“慈恩心理研究中心的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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