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砚不再看他，转向慕容月：“户籍册更新了吗？”
“更新了。”慕容月展开竹简，“现在堡内二百一十三人。按你的吩咐，分成了农耕队四十五人，建设队八十人，工匠队二十人，后勤队三十人，老弱妇孺三十八人。每队设了队长，每天统计工分。”
“工分怎么算？”
“挖渠一尺，一个工分。搬石头一百斤，一个工分。种地一亩，三个工分。工匠按成品算，后勤按工时算。”慕容月流利地回答，“每天收工时，各队长报工分，我记录。每十个工分，换一天全份口粮。五个工分，换半份。不够五个工分的，只给一碗粥。”
文砚点头：“就这么办。从明天开始执行。”
会议散了。赵大第一个走出去，脚步很重。阿骨拍了拍文砚的肩膀，也出去了。王木匠和刘文书恭敬地行礼，退了出去。棚子里只剩下文砚和慕容月。
阳光从缝隙里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远处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是工匠队在打制工具。还有挖土的声音、吆喝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嘈杂而充满生机。
“赵大心里有疙瘩。”慕容月轻声说。
“我知道。”文砚走到棚子门口，望向外面。
堡墙内侧，建设队的人正在加筑外墙。他们用木板做成模具，往里填土，一层层夯实。土是黄色的，带着草根和碎石，夯实后变得坚硬如石。阿骨在指挥，声音粗哑但清晰：“夯实！再夯实！这墙是要挡箭的，不结实不行！”
几个胡人正在搬石头，石头很大，两个人抬一块，汗水顺着黝黑的脊背流下来，在阳光下闪着光。一个汉人少年递过去一碗水，胡人接过，咧嘴笑了，露出黄牙。
更远处，堡墙外，挖渠的工程已经开始了。文砚设计的渠道从西边的小河引水，绕堡半圈，既灌溉农田，也作为一道防御屏障。现在渠道才挖了十几丈，但已经能看到雏形——一条深约五尺、宽约八尺的沟，沟底还渗着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
挖渠的人最多，有汉人也有胡人。他们用铁锹、用锄头、甚至用手，一点点挖开冻土，搬走石块。泥土沾满了衣服、脸、手，每个人都像从土里钻出来的，只有眼睛是亮的。
那是希望的光。
文砚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有欣慰，也有忧虑。欣慰的是，明月堡在成长，在变得强大。忧虑的是，这成长太快了，根基还不稳。粮食、人心、外部的威胁，每一个都可能让这一切崩塌。
但他没有退路。
“走吧，”他对慕容月说，“去渠边看看。”
两人走出堡门。春日的阳光很暖，照在身上，驱散了清晨的寒意。风从山谷吹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还有远处野花的淡淡香味。燕子回来了，在天空中划出黑色的弧线，叽叽喳喳地叫着。
渠边，几十个人正在干活。铁锹挖进土里，发出“嚓嚓”的声音；泥土被抛到渠岸上，堆成整齐的土堆；有人喊着号子：“嘿哟——嘿哟——”节奏粗犷而有力。
文砚走到渠边，蹲下身。渠已经挖了五尺深，沟壁很陡，但挖得很整齐。沟底渗出的水很清，能看见水底的沙石和偶尔游过的小虫。他伸手试了试水温，水很凉，刺骨。
“进度怎么样？”他问旁边一个监工——是新来的刘文书。
刘文书连忙行礼：“回堡主，今天挖了八丈。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七八天，主干渠就能挖到堡边。”
“好。”文砚站起身，望向远处。
渠道像一条黄色的巨蟒，在田野间蜿蜒。更远处，农田已经翻耕了大半，新翻的土在阳光下闪着黑油油的光。赵大带着人在播种，他们弯着腰，把种子撒进土里，再用脚轻轻踩实。动作熟练而虔诚，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那是生命的仪式。
文砚看了很久，直到慕容月轻轻拉他的衣袖。
“那边，”她指着南边的山道，“又有人来了。”
文砚转头望去。
山道上，一支队伍正在走来。这支队伍和之前来的流民不同——人数更多，约莫有三四十人；队伍更整齐，虽然也衣衫褴褛，但走得很稳，没有那种逃难者的慌乱；最重要的是，队伍前面走着一个人，穿着虽然破旧但还算整洁的长衫，头上戴着方巾，手里拄着一根木杖，走路的姿态从容不迫，像个读书人。
文砚眯起眼睛。
队伍越来越近，能看清那个领头人的脸了。是个中年男人，约莫四十多岁，面容清瘦，留着短须，眼睛很亮，眼神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他走到堡门外约二十步的地方停下，抬手示意队伍停下，然后独自走上前。
守门的卫兵拦住他：“什么人？”
中年男人拱手行礼，声音温和而清晰：“在下姓陈，来自河北。听闻明月堡堡主仁义，特来投奔，有要事相商。”
他的口音是标准的官话，带着河北士族特有的腔调。言谈举止，与那些面黄肌瘦、眼神惶恐的普通流民迥然不同。
文砚和慕容月对视一眼。
“带他进来，”文砚对卫兵说，“到议事棚。”
他转身走回堡内，脚步不疾不徐，但心里已经绷紧了。姓陈，来自河北，士族打扮，有要事相商——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意味着麻烦，或者机遇，或者两者都是。
慕容月跟在他身边，轻声问：“你觉得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