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10月初至10月中旬
地点：白清萍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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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的昆明，雨季终于过去了。
天高云淡，桉树的叶子不再滴水，阳光照在院子里，暖洋洋的。但保密站里的气氛比雨季更压抑。每个人走路都低着头，说话压着嗓子，仿佛声音大一些就会引来什么不测。
白清萍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捏着一份刚收到的情报。情报是从重庆转来的，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她的眼睛：“卢汉已与中共达成秘密协议，起义可能在年底前。”
她把情报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年底。也许更早。也许就在下个月。她不能再等了。她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那棵桉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了，风一吹，沙沙响，有几片飘落下来，打着旋。她站了很久，脑子里全是那个日期——年底。不，她必须在卢汉起义之前离开。起义之后，城门一关，谁也别想走。
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内线。“李黑子，晚上召集大家开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几个人？”
“核心的。老规矩。”
她放下电话，把那份情报锁进抽屉。钥匙挂在脖子上，那根红绳已经磨得发白了，随时可能断。她用指尖摸了摸，又塞回衣领里面。
晚上，白清萍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
十几个核心旧部坐在椅子上、板凳上、甚至地上。门关着，窗帘拉着，煤油灯跳动着，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烟雾缭绕，有人抽烟，有人咳嗽，有人低着头擦枪。没有人说话，都在等白清萍开口。
白清萍站在窗前，背对着他们。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长长的。她转过身，看着那些人。她的声音不高，但很稳。
“卢汉要起义了。年底之前。也许更早。”她顿了顿。“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黑子坐在最前面，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已经很长了，快要掉下来，他没有弹。“白副站长，您说怎么走？”
白清萍走到桌边，摊开那张路线图。红蓝铅笔的标注密密麻麻，每一条线、每一个圈都是她亲手画的。她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昆明——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缅甸。这条路我勘察过三次。每个节点的落脚点、补给点、备用路线，都在图上。”
她抬起头。“车辆、汽油、粮食、药品，都准备好了吗？”
李黑子把烟按灭。“五辆卡车，全部检修完毕。汽油藏在大理那边的仓库里。粮食、药品、弹药，分装在五个地点。每个点都有专人负责。”
白清萍点了点头。“一旦卢汉宣布起义，我们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发。多一天都等不了。”她顿了顿。“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车号、座位、备用集合点。”
没有人低头记笔记。他们记在心里——这是在保密站里所有人的默契。记不住的，活不了。
几天后，沈墨再次来到昆明。
他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带随从。一个人从机场坐黄包车到了保密站，脸色灰白，眼睛办公室里整理物资清单。铅笔在纸上划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白清萍抬起头，看见站在门口的沈墨，愣了一下。“沈站长？”
沈墨没有寒暄。他走进来，关上门，在她对面坐下。沉默了很久。窗外阳光很好，但他的脸上没有阳光。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的，节奏很乱。
“上面已经不相信卢汉了。但没有办法。”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们不能动他，不能监视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白清萍看着他，忽然觉得他老了。头发白了很多，眼角的皱纹更深了，整个人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还站着，但已经快要倒了。她想起第一次在南京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军官，说话不急不缓，眼神锐利。现在，他只是等死的人。
她给他倒了一杯茶，推过去。“沈站长，如果卢汉抓你，你怎么办？”
沈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热的，但他好像感觉不到温度。“不知道。”他放下杯子。“也许会死。也许不会。”他抬起头，看着白清萍。“你呢？你准备好了吗？”
白清萍没有回答。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风吹过桉树，沙沙响。白清萍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蹲下，转动密码锁。锁舌弹开，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她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蓝布包的，扎着口。
她把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几沓美元，崭新的，连号。她推给沈墨。
“沈站长，这是给你的。”
沈墨看着那沓美元，没有拿。他的目光停在那些钞票上，看了很久。“什么意思？”
白清萍说:“我知道你需要钱。你的家人在台北，你需要钱打通关系。”她顿了顿。“这不是收买。是朋友之间的帮忙。”
沈墨沉默了很久。他看着那些美元，看着白清萍的脸。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又松开。再攥紧，再松开。最后他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