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6月下旬
地点：北平公共部、某胡同、工厂车间
---
六月的北平，天已经热了。
白天意在工厂下了班，没有直接回宿舍。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袖口挽了两道，露出一截晒黑的小臂。他沿着前门大街往南走，拐进一条巷子。这条巷子他常走，能抄近路回宿舍。巷子不长，两边的墙很高，墙上爬着绿藤。夕阳照在墙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他走得不快，脑子里想着冯伯泉前几天跟他说的话——“天意，你要多留心。北平虽然解放了，但国民党留下的特务还不少。”他一边走，一边下意识地观察着周围。巷子口有一个卖西瓜的老头，巷子中间有一棵槐树，树下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他注意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槐树后面，背对着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一顶草帽。他的手里捏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眼睛一直盯着巷子另一头。白天意放慢了脚步。那个人的站姿很奇怪，不像是在等人，更像是在望风。他的肩膀绷得很紧，脚后跟微微抬起，随时准备跑。
白天意的心跳加快了。他没有停，继续往前走，经过那个人身边的时候，用余光扫了一眼。那人的脸被草帽遮住了大半，看不清。但他注意到那人的手指——很白，很细，不像干粗活的人，倒像是个写字楼里坐办公室的。白天意走出去几十步，拐进另一条巷子，停下来，靠着墙。
--
他在墙根蹲了一会儿，装作系鞋带，脑子飞快地转。那个人不对劲。一个穿灰布长衫、戴草帽的人，手里拿着报纸却不看，站在巷子里东张西望。而且，他的手指太白了。北平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的特务还没抓干净。他见过冯伯泉拿给他看的那些材料，上面说有些特务化装成小贩、车夫、修鞋匠，潜伏在城里，搜集情报，搞破坏。这个人，也许就是其中一个。
他站起来，快步走到旁边的一个电话亭。他拨了冯伯泉办公室的号码。
“冯叔叔，我是天意。我在大栅栏附近的胡同里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冯伯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什么样子？”
白天意把那个人的穿着、位置、可疑的地方说了一遍。冯伯泉说:“你盯着，别靠近。我马上到。”
白天意挂了电话，又走回那条巷子。那个人还在，还是那个姿势，站在槐树后面，拿着报纸。白天意在巷口的一个卖西瓜的摊子前停下来，假装挑西瓜。他蹲下来，拍着一个西瓜，听着声音，眼睛一直盯着那个人。
--
十几分钟后，冯伯泉带着两个人来了。他们穿着便衣，分散着从巷子两头靠近。白天意蹲在西瓜摊前，看见冯伯泉从巷子北边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像个普通的路人。他的余光扫了一下白天意，白天意微微点了点头。
那个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把报纸折起来，开始往南边走了。但南边也有人堵着。他走了几步，停下来，转过身，看见冯伯泉已经离他只有二十几步远了。他的脸色变了，猛地转身想跑。冯伯泉带来的两个人从巷子南边迎上来，一个抱住了他的腰，另一个夺下了他手里的报纸。
“别动！公共部的！”
那个人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他的脸被按在墙上，草帽掉了，露出一张瘦削的、苍白的脸。冯伯泉走过来，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里面是一沓写满字的纸，还有一个小本子。冯伯泉翻了翻，脸色凝重。
“电台在哪里？”
那个人没有说话。冯伯泉一挥手，两个人把他押走了。
--
白天意从西瓜摊前站起来，腿有些发软。他走过去，看着冯伯泉。“冯叔叔，抓到了？”
冯伯泉点了点头，看着他，目光里有赞许。“抓到了。你是对的，这家伙是保密局留下的特务。”他拍了拍白天意的肩膀。“天意，你立功了。”
白天意的脸有些红。“我……我就是觉得他不像好人。”
冯伯泉笑了。“你的直觉很准。干我们这一行，直觉有时候比证据还重要。”
他带着白天意回了公共部。那个人被关在审讯室里，冯伯泉连夜审问。第二天一早，他拿到了口供。那个特务交代了藏匿电台的地点——城东一处废弃的仓库。冯伯泉带人起获了一部美式电台和几本密码本。这是北平解放后破获的一起重要特务案件。
--
冯伯泉在内部会议上汇报了这次行动。
会议室里坐了几个人——冯伯泉、路显明、方青山，还有两个科长。长条桌上摊着缴获的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那个特务的口供。冯伯泉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最后提到了白天意。
“这次能抓住这个特务，多亏了白天意同志。是他最先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告，并且一直蹲守在现场，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关键信息。”他顿了顿。“我建议，调白天意同志到公共部来工作。他在工厂表现很好，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又有反特的经验和能力。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路显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停了。
“老冯，白天意的情况我知道。工作积极，政治可靠，这都没问题。但他有个问题——他的姐夫是李树琼。”路显明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李树琼在台北，是国民党的人。他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的小舅子怎么能进公共部？万一将来出问题，谁负责？”
冯伯泉说:“他姐夫是他姐夫，他是他。他主动留在北平，没有跟去台湾，这就说明他心向新中国。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否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