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4月23日上午
地点：台北草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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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下旬的台北，已经开始热了。
榕树的叶子密密的，遮住了半个院子。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洒在廊下的木地板上，一片一片的，像碎金子。蝉还没开始叫，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丝夏天的气息，闷闷的，黏黏的。白清莲坐在廊下，手里拿着一把小扇子，给孩子扇着风。小平北已经会扶着墙站了，两条小腿颤颤巍巍的，小手抓着纸门的边框，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她看着孩子，嘴角弯着，带着一丝笑意。李母周氏在厨房里熬绿豆汤，锅盖噗噗地响，甜丝丝的味道飘出来，混着院子里青草的气味。
李树琼今天没有去办公室。周末，他难得在家休息。他坐在廊下的另一头，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没怎么看。他的目光落在院子里那棵榕树上，落在那些垂下来的气根上，落在阳光里飞舞的灰尘上。
顾小佳从偏房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廊下的矮桌上。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化了一层淡妆。但她的眼底有青黑色，嘴唇也有些干。她来台北后一直住在这里。李树琼和白清莲把偏房收拾出来给她，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白清莲都会叫上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像真正的家人。
“小顾，别忙了，坐下吃。”白清莲招呼她。
顾小佳笑了笑，在白清莲旁边坐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放在桌上，推到白清莲面前。
“清莲，这个月的伙食费和房租。”
白清莲愣了一下，拿起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台币。她抽出来数了数，抬头看着顾小佳。
“小顾，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
顾小佳摇了摇头。“不多。这里面还有房租。虽然我们是朋友，但不能白住在你这里。”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在台北也不容易，孩子还小，花钱的地方多。我总不能一直白吃白住。”
白清莲看着她，看着她眼底的青黑色和嘴唇的干裂，忽然想起了前些天那封信——刘文斌从上海寄来的信。顾小佳收到信后，脸色惨白，眼泪止不住地流。她一个人在偏房里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眼睛还红红的。那封信说，刘文斌被留下潜伏，不能来台湾了。让她别等他。忘了他。白清莲把信封攥在手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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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母周氏从厨房端来早饭。小米粥、馒头、咸菜、一碟炒鸡蛋。她把碗筷摆好，坐了下来。李树琼抱着孩子，也坐到桌边。白清莲把那信封收起来，没有继续推让。
一家人开始吃饭。筷子碰碗的声音很轻，没有人说话。
白清莲喝了一口粥，放下碗，看着顾小佳。顾小佳低着头，慢慢吃着，眼睛一直盯着碗里的粥，像是在数米粒。
白清莲想起刘文斌信里的那些话。“别等我。忘了我。”一个丈夫，让妻子忘了他。那该是多绝望的话。顾小佳没有哭，只是脸色白得像纸。她把信折好，放进口袋，说了一句“我没事”。可她怎么可能没事？
一桌子人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说破。李母周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见顾小佳的脸色，也没有多问。李树琼抱着孩子，给孩子喂了一点粥。孩子不懂事，吃得满嘴都是，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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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白清莲帮着收拾碗筷。李母周氏去厨房洗碗，顾小佳说要去学校备课，先回了偏房。白清莲端着摞好的碗碟走进厨房，放下，转身出来，看见李树琼正抱着孩子在廊下晒太阳。
她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树琼，小顾给的钱，我收了。”
李树琼看着她。
白清莲低着头，手指在信封边缘轻轻摩挲着。“不收了，她恐怕不好意思在这里住了。她说得对，虽然是朋友，但不能白吃白住。她那个人，性子倔。”
李树琼点了点头。“你打算怎么处理？”
白清莲抬起头，看着院子里的榕树。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碎碎的。
“给她存起来。以后如果刘文斌回来了，就给他们安排新居时用。如果回不来了——”她顿了顿。“就等小顾结婚的时候作她的嫁妆。她一个人在台北，没有娘家，我们就是她的娘家。”
李树琼看着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暖意。
“好。”他说。“你看着办。”
白清莲把信封放进衣袋，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我去看看小顾。她一个人待着，肯定难受。”她走进偏房。门开着，顾小佳坐在床边，手里拿着刘文斌的照片。她没有哭，就那么坐着，看着照片里的人。白清莲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伸出手，揽住她的肩。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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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琼抱着孩子，站在院子里，透过开着的门看见偏房里那两个人的背影。白清莲揽着顾小佳的肩，顾小佳靠着白清莲的肩膀。他抱着孩子看了很久。刘文斌留下来的消息，他自己是早就知道的。但顾小佳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丈夫留在大陆，生死未卜。也许他会回来，也许不会。
他把孩子举高了一些，孩子咯咯地笑了。他看着孩子的笑脸，心里想，如果有一天，他也被迫留在什么地方，回不来了，清莲会怎样？会像顾小佳那样，一个人坐在床边，拿着照片发呆吗？他不敢想。他把孩子放下来，抱在怀里，亲了亲孩子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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