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上午九时。
柏林的春天比芝加哥来得早。椴树的枝头已经掛满了嫩绿色的芽苞，有些已经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半片叶子，在清晨的阳光下薄得透明，施普雷河的水面上泛著碎金一样的光，河岸上的行人脱下了厚重的冬衣，有人穿著夹克，有人只穿一件薄毛衣，步子比冬天时轻快了许多。
韦格纳在办公室里正沉思著，今天早上的《柏林日报》头版通栏標题是《欧洲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体正式启动——十二国代表签署柏林宣言》，配了一张照片——他在签字。
韦格纳放下了报纸，从桌上拿起那份电报。是凌晨五从纽约转发过来的，美共中央的明码电报，电报很短，短得让人不敢信。
“美国共產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
本党书记厄尔白劳德同志，於今日凌晨四时三十一分，在密西西比河东岸东圣路易斯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他的手指在这几行字上停了一下。
白劳德。他认识白劳德，这是一个他知道名字、读过文章、在共產国际的会议上见过几次面的人。
上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共產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白劳德作为美共的代表坐在最后一排，他发言的时候声音很大。
韦格纳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太能说，太会喊，太像那种在集会上把口號喊得震天响、回去之后该干嘛干嘛的职业革命家。
他见过太多这种人了——嘴上说著“全世界无產者联合起来”，手里攥著的是自己的仕途、自己的安全、自己那点见不得光的小算盘。
在他从后世的眼光看来，白劳德也是这种人。
他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拉开抽屉，从里面翻出一份文件，里面装著一份一九三五年美共提交给共產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人民委员会抓住机会，利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整体优势，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了一系列精准的操作。
成功抄底了美国资本家在危机中急於脱手的优质资產——钢铁厂的股票、机械製造企业的债券、甚至一些银行的控股权。
这些资產在危机中跌到了白菜价，但它们的根基是健康的，只要渡过危机，就会重新增值。
德国没有把这些资產全部据为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共產国际的渠道，转交给了美国共產党。
美共拿著这些资金，在工人失业最严重的时候建立了免费的职业培训中心，在农民失去土地的时候提供了低息贷款，在贫民窟里开设了诊所和食堂。
这些行动不是宣传，是实打实的救命。
一个在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如果他的孩子能在美共办的诊所里免费看病，他的邻居能在美共办的食堂里吃上一顿热饭，他的工友能在美共办的培训班里重新学会一门手艺——他不一定会加入共產党，但他一定会记住：
在他最难的时候，是谁帮了他。
这就是美共能够在短短几年內从一个小党变成控制八个州的重要政治力量的根本原因。
但美共的同志们也清楚，枪打出头鸟。
右翼的几个州被罗斯福用政治手段一个一个地收了回去，不是因为右翼的纲领不对，是因为右翼的锋芒太露。
他们搞民兵，搞阅兵，搞“向华盛顿进军”，把罗斯福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柜里，右翼分子的档案比左翼的厚了三倍。
美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们控制了八个州的重工业基地，但他们没有大规模扩军。工人赤卫队的架子搭起来了，兵工厂的生產线改造好了，民兵的编制確定了，但大部分部队处於“纸面编制”状態——有番號，有指挥员，有通讯联络，但没有满员，没有齐装，没有进入战备。
不是不能，是不敢。一旦扩军，就会给华盛顿提供口实：“共產党在准备武装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