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泰晤士河畔。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红旗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塔楼上飘扬了一个多月了。
从利物浦到南安普顿，从加的夫到爱丁堡，英国红军在去年十一月底完成了对本土最后一支政府军残部的清剿。
鲍德温带著他的內阁成员和那些能逃走的贵族们，在皇家海军残存舰队的护卫下转进到了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
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大英帝国流亡政府”，每天发著电报，宣称自己才是正统。
但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旧政权倒下之后，新政权如何站立，成了摆在英共中央面前最紧迫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上午，伦敦，英国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这栋楼从前是殖民部的办公楼的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很沉闷。
波立特坐在长桌的一端看著手中的几份文件。
一份是苏格兰地区工人委员会的请求，要求“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內获得最大的自治权”。
一份是威尔斯地区工会联合会的声明，表態“支持中央一切决定”。还有一份是爱尔兰共和国工人委员会发来的。
波立特把这份文件拿起来，仔细地读了一遍。
开头的称呼是“英国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內容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爱尔兰人民在一九一九年宣布的共和国，从未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消亡。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內，以最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民族夙愿。”
文件中的意思是明確的——我们不打算留下来。
坎贝尔坐在波立特的左手边，他见波立特放下了那份来自都柏林的文件，便开口说了一句：
“他们不是在商量，是在通知。”
波立特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爱尔兰人等了一百多年，从芬尼亚社的起义到復活节起义，从独立战爭到內战，他们流了太多的血，不会因为伦敦换了红旗就放弃独立。
“同志们，”波立特的声音有些沙哑，“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爱尔兰。”
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
英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几位从都柏林、贝尔法斯特专程赶来的爱尔兰同志。
“我先摆一下目前的情况。
第一，爱尔兰工人委员会已经明確向我们表达了独立的意愿。
第二，苏格兰和威尔斯也在看著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如果我们对爱尔兰的態度出了问题，苏格兰那边的工作会很难做。
第三，国际上的反应。美国那边肯定会拿这件事做文章，说我们是『红色帝国主义』。”
波立特翻了翻面前的笔记本。
“我们党內目前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承认爱尔兰独立，然后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同盟或邦联关係。
第二种，给予爱尔兰高度自治，像对待苏格兰一样，但不允许其完全独立。
第三种——以武力镇压，强制吞併。”
听到这三种意见之后，会议室里的气氛更沉闷了。
坐在坎贝尔旁边的艾伦欣顿——利物浦工人卫队的指挥官，现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个开口了。
“波立特同志，我直接说。如果我们用刺刀逼爱尔兰人留下来，那我们和前英国政府过去干的事有什么区別
爱尔兰工人也是工人，我觉得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工人领袖派屈克奥康纳接过了话头。他是爱尔兰人，也是共產党员，在贝尔法斯特的造船厂组织了无数次罢工。
“同志们，我代表贝尔法斯特的工人说几句。爱尔兰人跟英国人打了几百年。
不是因为我们是爱尔兰人，是因为伦敦的老爷们从来不让爱尔兰人自己当家。
今天，伦敦换了红旗，但如果我们还是不让爱尔兰人自己当家——那红旗和米字旗有什么区別”
他停了停，“不是我们不想和英国工人做兄弟。兄弟之间是平等的。”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爭论激烈但没有人拍桌子。
第三种意见——武力解决——在討论中被越来越多人否定，不是因为打不过，是因为打下来之后怎么办。
一个建立在刺刀上的红色联盟，从第一天起就会在內部腐烂。
但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是“独立”还是“高度自治”是“邦联”还是“统一国家內的自治”
一月初，英共中央派出了一个代表团，秘密前往柏林去徵求共產国际的意见。
韦格纳在人民委员会大楼里接见了他们。
会谈持续了將近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