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
威廉二世的判决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社会上兴起的舆论余波也渐渐平息，被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矿山、林场和农庄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的名字从公共討论中及基本上消失了，並没有溅起多大的水花。
但韦格纳脑子里有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能做完的，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但他觉得，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就更难做了。
那就是关於教育方面的问题。
韦格纳正在看著一份厚厚的报告，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刚送来的《一九三五年德国教育事业发展年度报告》。
报告里面的数字是漂亮的。
德国目前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都是独占鰲头的。
小学教师数量比十年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生均校舍面积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生均教育经费增长百分之三十八。
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性大学从一九一九年的二十一所增加到四十八所，工业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院的数字也在稳步上升。
德国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等领域培养的博士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內乱前英国的总和。
这些数字，放在十年前，韦格纳是不敢想的。
那时候德国刚刚从战爭的废墟中站起来，百废待兴，连吃饱饭都是问题，哪有精力搞教育
但人民委员会咬著牙，在財政最困难的那几年，也没有削减教育预算。
但韦格纳的目光没有在这些数字上停留太久。
他翻到了报告的最后一章——“当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一章的数字不那么漂亮了，但韦格纳觉得，这一章才是整份报告的灵魂。
问题有三。
第一，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城市的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农村的孩子高出两年以上，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都明显落后於城市。
第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墙”太厚，学生一旦进入职业轨道就很难转入普通教育，反之亦然。
第三——也是韦格纳最在意的——思想教育和歷史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
报告的原话是这么写的：
“目前，德国各级各类学校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语等学科的教学方面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在歷史、政治、社会学等意识形態属性较强的学科领域，教学內容、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部分教材仍沿用旧帝国时期的框架，只是在关键问题上做了局部的刪改和修补，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
一些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理解不够深入，教学中存在『照本宣科』、『以考代教』等现象，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歷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阶级意识。”
韦格纳把这段话用红铅笔画了两道横线。他的眼睛在“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
紧接著，韦格纳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进来。”
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走了进来。
“主席同志，我们部门的年度报告你看了吗”
“刚看完。”
韦格纳把那本报告推到桌子中间。
“数字很漂亮。但问题也不少。”
“报告里面提到的第三点——思想教育和歷史教育的质量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报告里写『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什么叫『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你来展开说说。”
托勒想了想这么跟韦格纳说道，
“主席同志，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做的，好比是改造一栋旧房子。我们把墙上的裂缝糊上了，把漏雨的地方补上了，把坏掉的窗户换了新的。
房子看起来比以前好了，不漏雨了，不透风了，但骨架还是旧的。
房梁是旧的，承重墙是旧的，地基也是旧的，目前所有新生的东西都是基於旧事物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
“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拆了重建。
尤其是教材方面，不是修改几个段落，而是重写整本教材，重构整个歷史和政治教育的体系。”
“主席同志，我们现在学校里用的歷史教材，最早的底本是一九一一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编的。
我们在一九二零年做了一次修订，刪掉了『君权神授』、『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之类的內容，加上了关於社会主义的內容。
一九二八年又做了一次修订，增加了上次世界大战史的內容。
一九三二年再做了一次修订，补充了关於对我国革命的评价。
修修补补二十年，骨架还是那个骨架。有些章节的敘述方式、语言风格、甚至举例，都还能看出旧时代的影子。”
韦格纳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一下。
“托勒同志，你的意见是重写吗”
“我的建议是必须全部重写。”托勒的声音很坚定。
“歷史教材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全部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