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工人不会想去打死一个德国工人，因为那个德国工人和他一样，早上七点起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家陪孩子，周末去公园。他们有什么好打的”
“但是——如果美国工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拿的工资只有那么一点点。
而德国工人每天工作七个小时，拿的工资能买肉、能买衣服、能送孩子上大学。美国工人会怎么想他会想——凭什么然后他会问——是谁让我这么苦的”
“所以，甘迺迪先生，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是一个分配问题。
只要你们的资本家还在压榨你们的工农无產阶级，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处的。”
甘迺迪沉默了片刻。
“韦格纳主席，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很美好。但我问你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的无產阶级理念，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人难道没有私心吗人难道不想比別人过得更好吗人难道不想给自己的子孙留下更多的东西吗你们的制度，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实现。”
韦格纳没有反驳。
他伸出手，从办公桌的一角拿过一份报纸——《柏林日报》，今天的日期。他把报纸翻到头版，放在桌上，推到甘迺迪面前。
头版上有一张照片。那是一排新建的工人住宅，六层楼，浅灰色的外墙，窗户明亮，楼下的空地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几个孩子在玩耍。
“你看这张照片。这些房子，是一九三三年盖的。住在这里的人，是柏林一家电机厂的工人。
以前他们一家五口挤一间屋，没有热水，没有厕所。
现在他们住在这里，三间房，厨房，厕所，热水，暖气。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韦格纳把报纸翻到第二版。另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台机器前，戴著白帽子，穿著白大褂，手里拿著一个试管。
“这个姑娘，叫埃尔娜。她父亲是矿工，死在肺病上。她母亲在工厂里干活，当时退休的时候拿到的钱只有一点点。埃尔娜十三岁进工厂，做的是最累的活。
在新德国成立之后，她去上了夜校，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化学。现在她在柏林一家製药厂做质检员。她的工资和她部门里的男同事一样多。”
他把报纸合上，放在一边。
“甘迺迪先生，你问我无產阶级理念能不能实现。
我给你看了这些照片。这不是宣传——这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改变。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万万个埃尔娜，千千万万个住进新房子里的工人家庭。这不是看上去，这是已经发生了。”
甘迺迪的目光在那张被合上的报纸上停留了片刻。
“韦格纳主席，这些確实了不起。但在美国，我对您和共產主义思想的未来不看好。共產党在美国算不上一个大的势力。你们在欧洲的成功，不一定能在美洲复製。”
韦格纳微微歪了一下头，
“甘迺迪先生，一九二九年，美国共產党有多少党员”
甘迺迪想了想。他不是一个研究美国共產党歷史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银行家，他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大概一两万吧。”
“一九三五年呢现在，今天”
甘迺迪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答案。
“也许——七八万”
“据我所知，”韦格纳的声音不紧不慢，“是超过十九万人。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在工会里、在失业工人组织中、在各个城市的工人运动里受到共產党影响但没有正式入党的人。如果算上这些人，数字要翻几倍。”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六年的时间。大萧条最严重的六年。你们的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你们的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而美国共產党在这六年里，党员人数翻了几番，因为你们的工人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人，不需要別人宣传，他自己会去找出路。”
“韦格纳主席，你说的这些数字，我不否认。
但党员人数翻几番，不代表他们能夺取政权。美国不是德国，美国不是俄国，美国不是英国。美国有自己的传统——”
“甘迺迪先生，”韦格纳的声音放轻了，“有些事情，不是看上去怎么样的。你要去做了，才能分辨这是不是一条可以接著走下去的路。”
“一百年前，有人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说，『工人永远不可能有投票权』。
五十年前，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厅里说，『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在德国实现』。
二十年前，有人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撑不过六个月』。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那些不可能的事，则一件一件地变成了现实。”
“不是因为我们比別人聪明。是因为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件事是可能的，並且愿意为它付出代价的时候——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
甘迺迪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他站在波士顿的大街上，看著失业工人举著牌子走过。牌子上写著“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麵包”。他当时在想什么
他当时在想——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別的城市找工作为什么不去乡下种地为什么不去投靠亲戚他有整整一脑子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在替这个制度辩护，每一个问题都在暗示——你们受苦，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
现在的他，不会再问那些问题了。
“韦格纳主席，”甘迺迪站起来，声音有些乾涩，“感谢你的坦诚。你的话，我会一字不差地报告给罗斯福总统。”
韦格纳也站起来。
“甘迺迪先生，你回去告诉罗斯福总统——德国不会主动对美国发动战爭。我们不希望打仗，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美国不高兴，就停止支持那些在为自身解放而斗爭的人民。这是我们的底线。”
甘迺迪拉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