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没有回答，翻了翻笔记本，又抛出了下一个问题。
“你最近有没有跟共产党接触过？”
“没有。”
“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提供过情报？”
“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代号叫‘鹤’的人？”
“没有。”
一连串的“没有”，每一个都回答得干脆利落，不假思索。测谎仪上的指针懒洋洋地摆动着，像是在打瞌睡。陈默注意到那个戴眼镜的军官的眉头皱了一下——也许是觉得曲线太稳定了，稳定到不像一个正常人的生理反应。正常人被问到这些问题，即使是被冤枉的，也会产生情绪的波动，会愤怒，会委屈，会觉得被冒犯。而陈默的曲线太平了，平得像一条被熨斗烫过的床单。
但皱眉头不等于发现问题。“太正常”不是异常，仪器上显示的数字都在正常范围内，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生理反应“太稳定”就判定他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山本合上笔记本，目光再次落在他脸上，这一次停留的时间比之前都长，“陈曦，你是不是日本人的敌人？”
这个问题比前面所有的加起来都要险恶。它不是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问你是不是给共产党送过情报，它问的是——“你是不是日本人的敌人”。
一个中国人，在1944年的上海，在日本人的特高课工作。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会恨日本人吗？他会希望日本人战败吗？这些想法不会写在脸上，不会印在档案里，但它存在，深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
陈默看着山本的眼睛，在心里算了一道最复杂的题——三百八十七乘以四百五十六。他算得很慢，每一个步骤都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地过了一遍。让心跳保持稳定，不要让肾上腺素分泌，不要让掌心的汗渗出。
然后他开口了。
“不是。”
测谎仪上的指针轻轻晃了一下，幅度和之前一模一样。
山本盯着那条曲线看了几秒，然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你可以走了。”
陈默站起来，把夹子和橡皮管从身上取下来，放回桌上。经过山本身边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烟草味，混着一种淡淡的、属于军人的皂香。
他的心跳还是每分钟七十五次。
走出审讯室的时候，走廊里还有几个人在等。他们看见陈默出来，都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好奇，有紧张，有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陈默没有看他们，径直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的那一刻，他靠在门板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
测谎仪测不出他的生理波动，但他知道自己刚才在那间屋子里走了多远。每一个“没有”都像是一步踩在悬崖边上，底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一步踩空，就是万劫不复。
他还活着。
但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他骗过了测谎仪，还是因为山本故意放过了他。那个戴眼镜的军官皱眉头的那一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脑子里——如果他注意到了曲线的异常，山本不可能注意不到。山本那双眼睛，连蚊子飞过的轨迹都能捕捉到。
那么问题来了。山本注意到了，但没有点破。是觉得证据不足，想放长线钓大鱼？还是根本就是在等他自己露出马脚？
陈默走到桌前，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透了，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他把搪瓷缸子放下，打开抽屉，拿出今天要翻译的文件。
手不能停。
脚不能停。
心不能停。
在这个位置上，停下来就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