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自己——他得想办法重新弄一台发报机。这东西在黑市上不好买，即使买得到，也要花一大笔钱。那笔钱现在还在他的空间里存着，和金条、假证件、备用弹药堆在一起。
秦雪宁走过来，站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
“你该走了。”她说。
陈默知道她说的不是“离开这个房间”的意思。这个安全屋不能再用了，日本人虽然没有当场抓到证据，但电台测向车锁定的大致范围就是这一带。他们会反复来查，今天查不到，明天再来，明天查不到，后天再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敲开这扇门，然后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东西收拾一下，”陈默说，“天亮之前搬到二号点。”
二号点在法租界南边，靠近徐家汇的一条弄堂里，是一处备用安全屋，比这里小，但更隐蔽。他们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不知道里面还剩下多少物资，电灯还能不能亮，水管有没有被冻裂。
秦雪宁没说话，转身去卧室收拾东西。她动作很快，把衣服、证件、零钱、一把备用手枪塞进一个旧皮箱里，又把皮箱塞进一个更大的布袋里。这样走出去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回娘家的小媳妇。
陈默站在厨房里，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屋子。
灶台，水槽，那张他和秦雪宁坐过的方桌，那盏拧到最亮也照不了多远的台灯。墙上的水渍还在，地板的裂缝还在，一切都没有变。但他知道，他不会再回来这里了。
他把口袋里的那包残渣掏出来，撒进了下水道，拧开水龙头冲了很久。
走出弄堂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街上有早起的黄包车夫在擦车，有卖豆浆油条的小贩在摆摊，有几个上学的小孩子背着书包跑过，笑声尖利而清脆。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没有人知道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有一台发报机在火中扭曲变形，没有人知道一份足以改变战局的情报从这个不起眼的窗口飞了出去，越过千山万水，落在某个同样不起眼的窗口里。
陈默在街角的早餐摊上停下来，买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
他端着碗站路边喝，热气从碗里蒸腾上来，模糊了他的视线。豆浆很烫，他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胃和心脏：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在1944年1月的一个普通清晨，喝着普通的豆浆。
胃信了。
心脏不信。
它跳得很快，一下一下撞着肋骨，像藏了一只不安的鸟。陈默攥着碗沿，指尖已经被烫得发麻，却没动地方。他看见斜对面街角停着一辆没挂车牌的黑色轿车，窗玻璃降下来半寸，隐约能看见一点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和晨雾里的天光搅在一起。
是刚才那批人，没走干净。
他没转头，也没加快手里的动作，
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从虹口方向飘过来，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陈默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把碗还给摊主，擦了擦嘴，朝特高课的方向走去。口袋里没有发报机了，藏在空间里的胶卷还在，裤腿上沾着从灶台边蹭到的灰。他走得很快，大衣下摆在晨风里翻飞，像一个赶着上班的、普普通通的上海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