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后，我搬离了那栋老宅。
不是我想搬，是母亲在一个深夜把我所有的东西装进黑色垃圾袋，扔在大门口，然后当着我面把门锁了。
她隔着铁门对我说：“你不能再住这里。那个东西现在认得你了。”
我问她那个东西到底想要什么。
她把脸凑近铁门的缝隙，嘴唇几乎贴到我耳朵上：“它想要一个完整的身体。阿嬷用自己的魂喂了它十年，让它长出了手脚。你爸把半个脑袋伸进瓮里，让它长出了五官。现在还差最后一样。”她退后一步，表情突然变得很平静，像一潭死水，“它要一个年轻人的魂，才能长出心肝。长出心肝它就能从瓮里爬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活的人。”
“所以你要赶我走。”
“不是赶你走。”母亲忽然笑了，那笑容和她说话的内容完全对不上，“是它让我赶你走的。它说它还没准备好。它说要让你再长大一点，再成熟一点，这样你魂的味道才会好。它等了六十年了，不差这几年。”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它说你小时候它差一点就忍不住了，但那一次阿嬷拦住了。你知道是哪一次。”
我知道。六岁那年，我钻到床底下，看到瓮口伸出五根手指的那一次。
那天晚上阿嬷给我煮了面线糊——我当时以为是面线糊的味道盖住了血腥味，现在想来，那碗面线糊里加的根本不是糖。
是阿嬷的血。她在用她的血封住我身上的气味，让那个东西找不到我。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逃亡。
不是地理上的逃亡——我试过搬到台北、搬到高雄，甚至搬到金门，但不管我住哪里，每晚两点十五分准时亮起的床头灯、浴缸排水口里源源不断涌出的黑色头发、以及窗台上那盆永远朝着眠床间方向倾斜的盆栽，都在告诉我一件事：那个东西不在老宅里。那个东西一直在我身上。
它从来不是在等我回去。它是跟着我走的。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那次搬家后第一次洗澡。
我脱下衣服，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后背——从颈椎到尾椎，沿着脊柱的线条，密密麻麻长满了痣。不是普通的痣，是那种深黑色的、微微凸起的、像嵌进皮肤里的痣，排列得不规则，但如果你眯起眼睛看，会发现它们整体的形状恰好是一个蜷缩的胎儿。
我数了数，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七颗。二十七，正好是我出生时的体重——两千七百克。
我打电话给看香火的阿婆，她已经不太清醒了，接起电话把我当成了另一个死去很久的人，絮絮叨叨说了十几分钟。
但她的最后一句话清晰得像刀子：“那瓮东西，是有人故意做的。用死婴的脐带血、产房里的胞衣、和七七四十九个未足月流产的胚胎，封在瓮里埋在床底下，等它自己慢慢长。这东西原本不是给你阿嬷养的——是你阿嬷偷来的。”
阿婆说这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笑声，不是从阿婆那边传来的，是从我手机听筒里面、在阿婆声音的底层，稚嫩又尖细，像指甲刮过玻璃。
我挂掉电话，那笑声还在耳边响了整整三秒才消失。
我去查了阿嬷年轻时候的事。
老邻居有人记得，阿嬷生过四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四。
但她在大儿子之前还怀过一个——据说是足月的，都已经到产期了，却在某个夜里忽然没了胎动。接生婆来时孩子已经死在肚子里，是个男婴。那具死胎没有埋进乱葬岗，阿嬷把它留下了。她骗所有人说已经处理掉了，但有人看到她半夜去河边挖红泥，一担一担挑回家。
闽南有种古老到几乎失传的术法，叫“红泥塑人”。用红土、胞衣、脐带血和死婴的骨灰捏成一个小人的形状，埋进陶瓮里，放在夫妻眠床的正下方。
每晚子时，女人要咬破指尖滴三滴血进去，连续三年不间断。
三年后，那个泥人会长出皮肉；六年后，会长出骨骼；九年后，会长出内脏。等到它长出心肝的那一天，它就会从瓮里爬出来，叫那个女人一声“阿母”，然后变成一个真正的、活着的孩子——一个永远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的孩子。
代价是，原本那个死去的孩子，它的灵魂会被永远困在泥人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成为这个新生命的燃料。
阿嬷不是要那个术法。
她是已经用出来了。
埋下那口瓮的那一年，她的大儿子还没出生。
也就是说，在她怀上我父亲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养那个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