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月十七日起，花旗战机频频出动，对巴特寮解放区展开密集轰炸，战火硝烟肆意蔓延。
空域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随之不断升级，时隔一月，花旗国会通过国防部计划，索性扩展作战范围，启动针对中南半岛的武装侦察行动，还将北越划入作战打击范畴，地区战火就此再度升级。
同一片地缘格局里，暹罗却迎来截然不同的发展拐点。中南半岛诸国深陷战火泥潭，1964年的暹罗却在军政府高压管控下维持着表面安稳，凭借深度绑定花旗的外交策略，成为东南亚逆势崛起的特殊存在。
这一年恰逢暹罗第二期国家发展规划正式启动，恰巧花旗敲定全面武力介入中南半岛的决策后，暹罗率先享受到战略红利。花旗开始源源不断向当地输送技术人才，同时拨付巨额经济援助，意图将暹罗打造成稳固的前沿军事据点，服务自身东南亚战略布局。
军政府同意敞开国门，允许花旗方面在本土部署B-52战略轰炸机，修建规模庞大的空军基地，还把东北部乌隆府口岸打造为美方后勤补给与情报搜集核心枢纽。
暹罗军政府不仅应允花旗方面空军入驻作战，还签署合作协定，引进美式战机，由本国飞行员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同时抽调地面部队协同花旗军队奔赴中南半岛各地作战。
花旗方面也将视作维系自身东南亚外交布局的关键力量，多重加持之下，暹罗经济顺势腾飞，迈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彼时天竺国内同样暗流涌动，局势动荡不休。1961年华夏顺利度过粮食短缺难关，可1962年天竺却爆发大范围饥荒，灾情绵延两年之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持续恶化。
这场危机根源在于发展规划失衡，尼赫鲁执政期间倾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全然忽视农业根基发展。
国内始终没能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传统森严的阶级体系根深蒂固，世袭把控土地的地主阶层坐拥大量资源，非但不会主动赈济灾民，反倒借着粮食紧缺的契机哄抬粮价，牟取私利。
寻常灾荒往往会抑制人口增长，这一规律在天竺却并不适用。当地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两年饥荒期间人口依旧激增数千万，本就匮乏的粮食供给愈发捉襟见肘，民生困境愈发严峻。
新德里当局无心安抚国内受灾民众，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军事领域。1962年边境战事规模虽不算浩大，却彻底改变了天竺的国家发展重心。政府搁置各项民生建设，举国上下全力扩充军备，军事扩张成为国家首要目标。
彼时天竺国防开支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高达百分之四十六，高居全球首位。工农业生产、文教、科研事业悉数放缓让步，一切资源优先向国防建设倾斜。
接连两年的内耗与重压之下，身心俱疲的尼赫鲁身体垮掉，病情反反复复，朝野上下都清楚，天竺即将迎来政权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