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仔细考虑如何安插忠诚于自己的合适臣属。
现在对高殷本人忠心耿耿、年轻又有才能的臣子已经有很多了，但现实政治不是玩策略游戏，不是他刚招募到一个满属性神将，就能立刻把平庸的低属性丞相曹爽撤下、换上毫无资历只有属性的神将玄袍司马懿的，即便高殷已经是实权君王，但在这方面也要谨慎。
若是宗室还好说，到底是自家人，反对的声浪会小些，但能被朝堂接受、适合处在高位、自己又敢放权的臣子就很少了，尤其是在清洗了一波晋阳勋贵后，贸然换上新人，也会引起许多支持和保持中立的二线勋贵们的不满，就更让高殷的选择捉襟见肘。
这就使得此时的齐国出现了官职上的微妙缺漏，司徒、太师、太保等官位无人守任，重要而必须履行的职能被高殷委托给新上位的二线勋贵和部分他极为看重的臣子身上，其他人也不是不能替代，但需要磨练、做出成绩，让别人心服口服，也能抵挡住一些潜藏的反对之人的恶意，所以像他青睐的樊子盖、贺若弼等年轻将领还需要时间去成长，现在还拿不出手。
又因为高殷这个齐帝根基在邺都，在这时期不可能和晋阳彻底凝合在一块。
虽然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但单位不同，饭还是要分开吃的，齐国这个双都制度在分工明确的同时，也让高殷不得不设置两套班底以应对现实，这就又有大量不是高殷想要重用的臣子上位得权，后世的经验在此刻已经帮不上忙了，即便是高殷，也只能是暂时默认，当做既定事实。
同时还要考虑将来要重新整合在一起，齐国重新回归到一个帝国该有的一个中心的概念，这些人又会被裁撤或者外放，所以高殷有意地控制着某些官位空缺，将复数职事以兼任的形式压在一个臣子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时期的重臣多数有着影响甚至威胁皇权的能力：
做事的人就有着一线的情报和做事的权力，同时因为国家形势的变换，权力又在动态的变化，把握或处理不好这一点的君王就会被臣子窃取权力，最终不是被倾覆，就是被迫制造一场又一场的大清洗。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就出现了眼前这一幕颇为滑稽的场面：
邺城皇都正儿八经的朝廷度支尚书留在晋阳处理军务后勤，夺走了本属于并省度支尚书的职责，而他留在国都的度支部的职务，则被皇帝转交给了尚书令；这实际上是高殷想要自己过问、管理一部分的度支事务，所以以高睿为中介，让他代为履行杜弼的职责。
这种扭曲的官务模式在这个时代普遍存在，毕竟朝堂上的官爵尊卑怎么安排都是人事，现实庶务还是要有人处理的，也多是处于一种事急从权的角度进行考量，高殷初回邺都，对各部门这一年的经历和转变在晋阳能收到情记，但终究不如他自己亲自查看、体会来得快。
等他熟悉了现在的形势、重新掌握住邺都的脉络——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高睿就可以解放出来，去晋阳接替杜弼管理后勤，而杜弼也就能从晋阳脱身，回到邺都履行属于他的本职工作。
因此就让主动引咎承担灾异未平的高睿负责度支部的事务，一方面是作为他上道的信赖回应，说明高殷自己并不责怪他，大家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把这个“天象的警示”给平息掉；
另一方面则是为将来嘉奖他打底，让他有一份出色的政绩，能够再次去晋阳全权负责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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