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刻汇报各地赈灾情况的度支曹郎中，至尊也的确有不满的理由。
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京城附近的八郡都发生了大蝗灾，九年四月又发生了大旱灾，彼时先帝因为祈祷降雨没有应验，还生气地毁掉了西门豹的祠堂，并挖开他的坟墓泄愤。
然而没过多久，山东又再次发生了大蝗灾。
这种事情在统治期间常有，但就近年而来，委实是多了些。
从汉初至南北朝末期，水旱各有二百多次，风灾一百三十次，雹灾八十次，雪霜灾一百来次，蝗灾虫灾破百，饥荒则有八十多次，而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尤其严重，几乎是纷至沓来，一时俱见，而且往往是团伙犯案。
仅就齐国本身，从天保八年到十年就已经连续三年都有大蝗灾，还有旱灾、水灾同时作祟，使得高殷在乾明元年四月下诏书，对河南、定、冀、赵、瀛、沧、南胶、光、青等受虫灾水灾影响的九个州进行抚恤赈灾。
灾害一事在古代关系到民生，也因为是随机的自然景象，使得它和国祚联系在了一块，南北朝之所以动乱频繁，除了野心家的欲望外，也和这个时期灾害的连续发生有关，连续五年以上遇灾的情况共有十一次。
其中最倒霉的还属萧道成建立的南齐，萧道成开国的时候就撞上了“风夜暴起”、“雨雪”、“大水”、“大旱”的灾害大礼包，之后也是祸事不断，国祚就二十四年，没有一年是无灾的。
而北齐自己也笑不出来，高殷目前处于历史齐国国祚的中段，恰好是562~564年这个坎，天保时期的三年大灾害享受完了，还有后面的河清三年山东大水，武平四年山东大饥荒，武平六年的水潦，东魏至北齐四十七年，共有四十九次大灾。
这种灾害发生了只能自认倒霉，而且是很倒霉，因为灾异带来的后果是纯负面且消极的，人们就希望对此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求得规律，而君王和朝廷既然获得了国家的大权，自然就成了承担责任的主体，总不能交了税、服徭役之后，忽然被告知不要依靠朝廷，要自食其力、自立自强吧？从逻辑上可说不过去。
而从汉文帝首次下罪己诏开始，便在诏书内篇指出如果君主缺乏仁德，施政失当，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警示君主，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灾异是君王失德引发的人祸现象。
通过罪己诏，表明自己积极主动补救过失的态度，巩固政治形象，这在政治上是对一定会发生灾异的现实无可奈何的救场行为，也在侧面烘托起了自己是天命之子的身份，属于非常成熟且有勇气的政治手腕，而这也成了部分臣子攻击皇帝的好手段。
所以西汉后期“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反正不能只有皇帝自己担责，位高权重的三公也要跟上，从汉成帝开始就以灾异为由甩锅三公，并以此干掉了丞相翟方进，开启了借天象进行政治斗争的争权形势。
到了曹魏时期，这个制度又被曹丕给废止了，曹丕颁布了《灾异免策三公诏》，明确指出天象异常是上天对君主的警示，也就是提醒君王将有劫难，所以与三公没有关系，也不准弹劾三公，将三公甚至君王引发灾异从过去时改成未来时，给天意加上了预知祸福的属性，不仅大大强化了君王和天意的威严，还平息了政治斗争，皇帝和朝廷高级官员间也能留下缓和的余地，可以一同承担灾厄的责任并予以解决。
所以回到此刻的齐国朝堂，这些消息在政治上对高殷有着恶劣的影响，若说天保时期的灾荒是天保帝的责任，乾明皇帝只是一个接烂摊子的，那在乾明元年春季出现的旱灾，按西汉时期的说法，就有些老天不给高殷面子的意味了。